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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业资源均衡方式变迁 　　一、习俗:传统国家海洋渔业资源均衡的自治 　　传统国家除介入盐业等特定涉海行业外,没有能力全面介入海洋社会治理,往往采取“无为而治”。海洋渔业资源均衡方面,在国家权力不能有力地管理时,涉海人群形成了“自治”,借助习俗维持海洋渔业资源的均衡。海洋渔业资源的捕捞业是一个季节作业鲜明的行业。海洋捕捞渔民严格遵守“春捞秋捕,夏养冬斗”的作业方法。不仅捕捞作业的渔民遵守着习俗,而且近海“赶海”或潜海作业的渔民也有类似习俗。如采集海珍品的潜水作业,渔民是不准拣拾小海参的。即使潜水渔民疏忽,把小海参拣到船上,负责制参的渔民还是会把它随手扔还海里。即使已经刨开参肚,也要扔回去。对于其他海物,如小栉孔扇贝,即使拣上来,渔行也不计产量。 　　涉海人群形成的均衡渔业资源的习俗,进而被神圣化,转化为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心灵世界的规则。“谢洋”即是这种习俗神圣化的结果之一。渔民谢洋,是沿海渔民崇拜和信仰海龙王及海上诸神的一种祭祀方式,其参与性之广、影响之大、延续历史之长,是我国涉海人群海洋文化积淀的一种呈现。 　　二、整合:现代国家的海洋社会渗透 　　现代国家在西欧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国家向基层社会的侵入过程。分散的、多中心的、割据性的权威体系,逐渐转变为一个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结构。个人从传统的家庭、家族、地域或宗教认同的阴影下独立出来,成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国家”从众多的社会控制制度中脱颖而出,成为社会的权力中心。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始于晚清。就晚清和民国而言,现代国家通过“经纪体制”以正规化、科层化方式向基层社会渗透,却意外导致保护型经纪的退出和赢利型经纪的掠夺,危及了现代国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这一问题直到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才被克服。 　　渔业体制是中国现代国家向海洋社会渗透的主要途径之一。建国前,渔业经济体制以分散的一家一户个体经营为主。沿江沿海农村还有一些渔农兼业的农户,从事讨小海和渔业养殖。建国初期,沿海渔业互助合作就有了较大力度的推行,在沿海渔区成立了季节性互助组或常年性互助组。在初级社??间,渔民的船网工具作价入社归集体所有,有较完整的生产组织、生产计划和管理制度。直至其后的渔业高级社以及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渔业生产大队,劳力、物资、渔产、财务由生产大队管理,收益统一分配,逐步建立计划管理、财务管理、物资管理、劳动管理和收益分配等规章制度。 　　现代国家同时介入到流通领域,在沿海渔区取消或接管了旧式鱼行、兴建了一批新型的水产交易市场,扩大产销范围,相继创建了国营水产商业企业和渔业供销合作社,以“留”、“转”、“包”三种方法改造海洋渔业的加工商、运输商和部分坐商,引导渔业小商小贩进入互助合作组织。 　　渔业体制的集体化进程和集体制运作,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次尝试。通过体制变革,现代国家触及涉海的生产、流通和分配,通过其代理者建立了与涉海人群直接关联。这一尝试,结束了自晚清以来国家政权建设中的“赢利型经纪”问题,进而渗透到海洋社会,改变了海洋渔业资源均衡的基本方式。 　　曾维系海洋渔业资源均衡的诸种习俗,在现代国家的基层渗透中,悄然逝去了其发挥功能的合法性基础。谢洋、祭海等海洋渔业习俗被斥为封建迷信活动加以禁绝,失去了均衡渔业资源、约束涉海行为的功能。这些习俗蛰伏在渔村生活和渔民行为中,但海洋渔业的生产活动不得不服务于缓解粮食需求压力和提高人民健康素质国家战略需要。中国渔业管理为缓解短缺状态而追求产量,强调“增船增网、多捞多捕”,尚未过多考虑资源保护问题。渔业经济以“产量论英雄”,重数量轻质量。临海各级政府和渔业主管部门将提高产量作为工作重点。1978年海产品总量达到536万吨,比1949年的52万吨增长了约10倍,这是世界渔业史上罕见的。当渔业经营体制转化,致富的冲动就会轻易突破尚未恢复的渔业习俗,出现均衡渔业资源的真空阶段。 　　三、制度化:现代国家海洋渔业资源均衡的治理 　　渔业经营在80年代中后期引入了市场机制,却造成了海洋渔业资源的“公地灾难”。为追求产量和利益最大化,沿海各地扩大捕捞能力,渔场作业由季节性生产转向常年追捕,产卵和越冬鱼群被大量捕捞,造成渔业资源枯竭,危及渔业生产循环。 　　为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临海各级政府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采取了许多措施,对保护渔业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多种原因,其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以至于90年代中后期渔业资源均衡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鉴于沿海渔业资源的“公地灾难”,现代国家尝试以伏季休渔制度强力实施渔业资源保护,规定每年的一定时间、一定水域不得从事捕捞作业。伏季休渔制度,传承了传统的海洋渔业习俗,是其制度化的转换。 　　现代国家传承了渔业习俗,并通过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全面实施该项制度。为确保伏休制度实施,农业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