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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雅脱俗红楼图(三则) 　　 　　清雅脱俗的红楼图 　　文/斐佳 　　 　　新年伊始，上海拍卖市场再掀波澜，各种重量级的拍品粉墨登场，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其中一套据说是绝本画册的《红楼人物图册》在“中国古代书画”专场拍卖中顺利易主。 　　此套画册的作者是清代著名人物画家改琦（1774～1829年）。改琦，字伯蕴，号香白，又号七芗，别号玉壶外史。祖籍新疆，后寓居松江。活跃于嘉庆、道光年间，擅长人物、肖像，尤精仕女，是一位诗书画兼擅的艺术家，历史上有“改派”之称。 　　他的山水画学明朝著名画家仇英和唐寅，花卉学清初品行高洁、且在花鸟画方面造诣极高的恽南田，这三位大师的风格都属工细清丽一路。但改琦最为擅长的还是仕女画，人物纤细清瘦，造型姿容文雅，线条飘逸简括，体现了勾画精微、笔墨舒展的独特风格，深受当时文人士大夫的赞赏。他的代表作有《红楼梦图咏》、《玄机诗意图》和《玉鱼生像》等。 　　《红楼梦》被称为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因此，如果缺乏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是很难深入理解和欣赏红楼梦的。所以，自《红楼梦》问世以来，林黛玉、薛宝钗和王熙凤等人物形象被绘画、戏曲和电视剧等多种形式的各个版本反复演绎，成为家喻户晓的煌煌巨作。作为清代后期仕女画中成绩最突出的画家，他所绘制的《红楼梦》人物对后世影响甚巨。个中原因不仅是时间早，而且涉及人物全面、题材丰富，具有相当规模，这就使“改氏版”的红楼人物造型广为流传。他所绘的《红楼梦图咏》50幅是以木刻雕版的形式传世的，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木刻本刊行，并没有原稿流传，而他的其他红楼人物作品在国内各大博物馆也鲜有收藏。 　　 　　中国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以形写神”，这是晋代画家顾恺之首先提出来，也基本上确立了中国艺术神高于形的美学观。改琦在画中用的是白描手法，而这种画法，全凭线的虚实刚柔、浓淡粗细来体现物体的不同质感和变化。因为他所表现的是《红楼梦》一书中的人物，而这些人物都不是一般的市井俗物，在总体上他们处于那个时代的“上层社会”，养尊处优而又有良好的文化思想修养，所以画的成败关键便在于能否把他们那种优雅超凡而又纤弱的贵族气质表现出来。改琦用的是圆线，服饰纤丽工整，背景也都勾勒得丝丝入微，用笔严谨不苟。画面表现得更为隐约、含蓄，更好地表现出“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的气质。 　　此次我们看到的两册《红楼人物图册》可能是一套绝本画册。画册含画十二开，装帧极为精雅，画与对题的镶托银色助条，四边镶绢染成五色，清雅脱俗，与整册的主题和谐一致。据有关专家说：考证这二本画册，可以推究改氏各种版本的前后、主次关系，其艺术和学术价值兼而有之。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精心绘制红楼主要人物的同时，这套画册上还有与改琦同一时代的士子名流的题咏赋跋，多达20多家的对题，成为鉴定这套作品真伪的旁证，如在画册封面上就有精通篆、隶书的倪稻孙所题“红楼集艳”、“采凤争妍”签；而袁枚的女弟子廖云锦则为香菱画像配有对题词《望湘人》等。 　　 　　典雅俊秀的玉堂春瓶 　　文/陈克涛 　　 　　日前，笔者在朋友家里欣赏到一件清晚期的官窑重器――玉堂春瓶，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油然而生：“难得一见如哪？” 　　玉堂春瓶又名赏瓶，产生于清雍正年间。1728年雍正六年时，清内务府员外郎唐英奉命烧造官窑瓷器，他直接听命于雍正皇帝。由于他的努力和智慧，创造出了许多漂亮、精美的瓷器，深得雍正及后来乾隆皇帝的赞赏。尤其是1730年，唐英“参古今之式，动以新意，备储巧妙”创造出一件款式非常得意的瓶子，定名为“玉堂春瓶”，雍正皇帝见后，大为赞赏。据《清档》雍正八年记录：“将赏用瓷瓶烧造些来”，玉堂春瓶被雍正皇帝专门用于赏赐功臣，赏瓶名称由此而来。 　　由于玉堂春赏瓶外形典雅俊秀、线条柔美、无论画意、器型均为出神入化之作，因此，深得清朝历代君王的喜爱。乾隆后每朝相袭，名称、器型及用途从未改变。初期赏瓶多为青花纹饰，颈部青花蕉叶纹，腹部缠枝莲纹，取其“清廉”之意。到道光以后，赏瓶的色彩除釉下青花外，又出现了釉上粉彩，纹饰也开始有变化，出现了百蝶、云蝠、福桃、龙凤、八宝等纹饰。同治以后虽然有蓝釉金彩皮球花，但器形上却没变化，仅在肩部有突起的一道弦纹、二道弦纹或没有弦纹。 　　笔者看到的这一件光绪年间的官窑赏瓶，瓶高达60CM，它放在红木架上，犹如玉树临风，富贵大气。瓶身上下共有七层纹饰，通体黄地绿叶衬托着青白葫芦纹，寓意清清白白、福禄万代。器身有三处开光，上面精心绘制着龙凤呈祥的图案，每一细部均刻画精到，五爪红龙碧眼银勾，凤羽均五色勾勒，连背景云纹都用红、蓝、绿、黄加白粉晕染。龙凤中间之火珠本金填色，口沿如意纹带描金，足绘变形莲瓣纹，肩部缠枝莲加描金寿字纹，描金弦纹。是当时光绪皇帝用以奖赏有功封疆大吏的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