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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学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选择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选择   提要演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在理论范式和政策体系上都存在差异,我国致力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应该是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政策体系:技术变化条件下的能力构建政策、全球化条件下的选择性干预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协调政策。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演化经济学;创新系统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      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指出,每一次萧条都孕育着新技术革新的可能,现代经济增长是沿着“创造性地破坏”路径演进,即毁灭过去的工业和消费模式而转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是中国立足当前渡难关、着眼长远上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要以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来选择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本文从演化经济   学视角,对中国政府提升产业竞争力提出政策建议。      一、演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差异      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演化经济学,解释产业部门长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都是其自身的创新业务及其开发跨部门高级知识扩散的能力。然而,在它们关于创新发挥中心作用和增长过程扩散方面相一致的背后,在实证研究的类型及基本理论结构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因而,两种理论范式的政策制定基础和目标存在较大差异。   从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范式看,主流经济学强调知识和研发外溢在产业竞争力提升中发挥的作用、知识不断累积的正面回馈以及知识的外部性,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基础。而演化经济学强调创新过程的部门特征,指出创新对产业竞争力的效应必须在塑造创新行为的系统背景、产生和扩散知识的部门特征两者相结合的复杂框架下进行。   从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政策体系看,主流经济学强调提升研发业务水平的一般政策体系,指出市场失灵需要有政策干预纠正,以保证研发业务水平。演化经济学强调特定于部门能力的特定政策体系,指出创新系统属性要求政策制定者根据实际的、特定的情景制定政策。   结合技术变化和全球化发展趋势,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流经济学强调的知识外溢政策体系难以提升中国产业竞争??。从长期看,知识外溢的政策体系确实能使传统的优势产业升级,但升级的范围受到了限制。给定技术变化的速度、能力构建的路径依赖性和累积性,将导致中国陷入增长的陷阱,自由市场难以将其拉出陷阱。笔者认为,致力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应该是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政策体系。      二、技术变化条件下的能力构建政策      信息技术的快速扩散、经济距离的缩短、新技术的技巧和制度性需求等导致竞争环境日益严峻,竞争日益加快、日益激烈,技巧、能力、基础设施和“连结性”等方面的进入壁垒越来越高,专业化的教育和技术支持越来越重要,这些都需要对当地企业学习进行支持。   当地能力虚弱,工业化更多地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然而如果不具备当地能力,难以发现外商直接投资驱动发展中国家产业增长。主要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技术和营销密集型的业务,跨国公司可以发挥其所有权资产优势。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囊括大量的需要平凡技巧和技术要求的制造业业务,这是后来者产业增长的核心因素。在那些具备足够多产业部门和自由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国家,国外附属机构攫取了1/3到1/2的价值增值。如果当地企业没有足够的能力,工业部门就不能维持长期的不均衡增长。   吸引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复杂业务(除简单的资源开发和劳动力密集型业务之外)需要有强大的当地能力,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跨国公司不会启动有效率的运营。因此,当地和国外能力是相互补充的。保持一个地区国外投资性的工业基础地位,随着工资的提升和技巧要求的变化,需要当地能力的不断提升。有效的集聚经济或工业业务的集群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这同样要求有强大的当地能力。能力的累积性属性意味着,如果外商直接投资在特定地区建立,全球采购体系一旦确立,新进入者就越来越难地打破这一局面,特别是在复杂性的业务和功能中。换言之,先行者优势意味着后来者面临着日益增大的进入成本――如果没有强大的当地能力,就不能克服这些成本。   尽管技术发生了变化,但能力构建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直接的政策包括:在无需付出巨大的和不可预知的成本条件下,支持幼稚产业企业掌握新技术和新技巧;间接的政策包括:保证要素市场(诸如技巧、资本、技术和基础设施等)能满足能力构建的需要。如果企业和业务在生产链上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当地投入不能有效地替代进口,还需要协调企业和业务之间的学习。产业政策的信息需要适应技术变化和复杂性。   总之,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中国需要有能力构建的政策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技术改变了提升竞争力的制度和政策结构:在标准、度量衡、质量、检验、研发、生产率和中小企业扩张等方面,需要有国家政策支持;在信息通信技术体制方面需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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