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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政策对教育性别差异影响 　　摘要：全国的数据表明，无论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高等教育阶段，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小。这也许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父母在教育投入上的“重男轻女”倾向已经改变。但基于高等教育数据的协整分析发现，自1979年在城市严格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对教育的性别平等在统计数据上的表现有着显著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观察到的教育平等可能不是人们的观念改变所导致的。教育的性别平等仍然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教育平等；性别差异；协整检验；独生子女政策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4-0189-04 　　 　　一、中国教育的性别差异：微观调查与宏观数据的矛盾 　　 　　两性之间的地位平等一直是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不仅影响两性之间文化素养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还是影响两性收入差距进而影响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可见，两性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是两性社会地位平等的基础。而两性的受教育程度存在差距却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受经济发达程度和社会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男性。因此，教育的性别平等成为联合国提出的“新千年发展目标”之一。 　　关于中国的教育性别平等状况，基于不同的角度，似乎可以得出不同的判断： 　　1.基于宏观数据的分析 　　如果从全国的加总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的性别平等大幅度改善，性别平等几近实现。首先，第二期全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两性间人均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仅为1.31年，而该指标在1990年还有1.9年，这说明两性受教育程度差异不断缩小(李军峰，2004)。其次，根据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文盲人口、小学入学率、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平衡指数随着年龄的降低而趋近于1(连鹏灵等，2004)，这说明两性间的教育投资正在不断靠近。再次，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快速增加。1980年，我国高校女生在全体学生中所占比重仅为23.4%，到2004年，该比重上升到了45.7%(见图1所示)，这一比例不断接近其理论极限值50%，似乎说明我国男女两性教育平等几近实现。《中国统计年鉴》从2005年开始不再报告各级学校在校生性别比例，也说明了管理当局可能已经不再认为教育的性别差异是个重要问题了。 　　2.基于微观调查的结论 　　与宏观数据相反，不断有来自小范围的微观调查表明，在农村地区，我国女性在受教育机会上与男性还有一定差距。据全国妇联1990年抽样调查，农村家庭对女孩男孩上学的投资比重是男孩占60%，女孩占40%，城镇家庭对女孩男孩上学的投资比重是，男孩占55%，女孩占45%。城乡家庭对子女投资都有明显的性别差异(鹿立，1997)。丁月牙(2004)在对贵州省某县开展的个案调查中发现，家庭内部教育资源分配差异导致女童失辍学严重。王香丽(1999)对厦门大学某级本科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城市以及所属阶层专业知识层次较高家庭的子女中男女入学比例基本达到平衡，而农村和所属阶层专业知识层次较低家庭的子女中男女入学比例则差异十分显著，因此，她认为入学机会的性别差异性主要是由城乡和阶层差异引起的。钟涨宝等(2003)对湖北省的调查发现，在发展水平低下、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尚不宽裕的情况下，父母在教育投资上的理性选择必然向男孩倾斜。 　　那么，我国教育的性别差异状况到底如何?是如宏观数据所显示的那样乐观，还是像上述微观调查所表明的那样，教育的性别差异在农村地区还比较严重?而且我们注意到，人们认为农村地区之所以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和传统观念所致(钟涨宝等，2003；王香丽等，1999)。那么，是否在城镇教育的性别平等的结果就是因为收入水平的提高所导致?或者说，城镇家庭的教育性别偏见已经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根本性的扭转?对此，早已有研究提到，城市家庭在对孩子发展的期望和教育投资上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分层现象，可能与城市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效果有着密切的联系(蒋乃华，2002)。本文尝试用高等教育相关数据的协整分析来验证在城市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到底对教育的性别平等有没有显著影响，如果有，其影响有多大。 　　 　　二、独生子女政策对教育性别差异的影响：基于高等教育数据的协整检验 　　 　　1.基本理论假设 　　假设一：男女生在学习能力上没有明显差异，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性别偏见，二者在总体上的升学概率仅受适龄人口数量的影响。如果分性别适龄人口数量相同，则分性别的总升学率应该是相同的，进而在校生中男女比例也应该是相同的。并且这一假设同时适用于城市和农村。 　　假设二：随着经济的发展，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在教育投资上的“重男轻女”观念会趋于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