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磊社会责任缺失是中国企业最大问题.docVIP

石磊社会责任缺失是中国企业最大问题 　　[学人档案] 　　石磊，1958年1月出生；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沪港发展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产业结构与公共政策、当代中国经济、企业理论与实践。 　　 　　企业的发展引起制度的变动 　　 　　 　　新沪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企业发展上取得了哪些成就？解决了哪些问题？ 　　石磊：从1981年尝试国有企业承包经营开始到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我把它称为“外部放开，内部激活”，外部放开主要指放开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实际上就是放开体制外的企业（体制内的是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属于体制外企业），放开就是要让企业对自己负责。从实行承包制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批实行承包制的国有企业出现了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问题。所谓经营者行为短期化就是经营者能对自己的利益负责，但是不能对企业的长期发展负责。这就致使一部分国有企业资产被暗渡陈仓，出现了早期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犯罪现象。 　　奇怪的是，体制外的乡镇企业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因为乡镇企业是集体性质的，委托能人去经营，于是在国有企业出现的现象在乡镇企业也出现了。这就得出一个结论：公有制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无一例外地都存在制度瓶颈。经营者能做到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可做不到对企业的长期发展负责。 　　乡镇企业制度上的缺陷，就是有经营者但没有真实的财产所有者，或者说，有真实的财产所有者，但是他们没法监控经营者――村民是乡镇企业的财产所有者，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和能力来监督和控制。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国民经济出现了一年零三个月的高增长率，很多行业出现了比较大的泡沫，于是1994年开始提出国民经济软着陆，软着陆就是为了防止经济过热而下调经济增长率，使国民经济增长率缓慢地降下来。 　　总之，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有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这两支公有制经济大军的所有弊端都暴露无遗。由此，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过去一直心存疑虑、不予重视的非公经济。人们提出两个实质性的问题：第??，中国的非公经济有没有发展的必然性？第二，公有经济走向何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怎么解答这两个问题。我们事实上还不知道中国的市场经济会怎么走。既然不知道，我们就按照邓小平说的大胆去试，进一步扩大视野，给非公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观念上改变了对非公经济的歧视。到了90年代后期，非公经济在整个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以至于到2000年的时候，非公经济占GDP的比重几乎超过了50%，也就是说出现了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二分天下”的局面，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结构变化了。过去你可以忽视非公经济私有财产保护的问题，但是当“二分天下”局面出现的时候，就不能再回避这个问题了。这就引起了法律界重新思考对非公经济法律保护的问题，并最终把“依法保护一切公私财产”写进我们的国家宪法。这是很不容易的。但这里面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宪法是不能进入诉讼程序的，比如你不能起诉某某人或者单位有“违宪罪”。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相应的《物权法》，而《物权法》又是《民商法》的核心，于是就要求我们在更大范围之内建立相应的《民商法》体系。 　　这个逻辑很有趣。开始非公经济空间很小，后来越来越大，大到最后不得不修改宪法基础来保障私人财产的安全，并由此引出《物权法》和《民商法》。这个路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是企业的发展，使社会结构改变，从而引起制度层面的重大变革。 　　第一，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国家托拉斯体制自然而然也就消解了。 　　第二，多种所有制并存，所有制与所有制之间进行竞争，以至于任何一种消极、僵化的体制因素都难以靠传统的体制格局长期保持，这无论对哪种所有制方式都是一种激励。 　　第三，竞争使得生产能力大大增加。传统的卖方市场转变成了买方市场，消费者的选择空间增大了，厂商之间的竞争度提高了，面对这样一种市场结构的变化，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用什么方式生产这四个问题，自然而然成了企业的管理行为。 　　这就是我们30年改革开放在企业的发展上解决的问题。 　　 　　社会责任缺失是最大的问题 　　 　　新沪商：那么30年改革开放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说遗留下来的问题有哪些？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石磊：相对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协调发展，仅仅解决这些问题还远远不够，实际上这些问题通过“放权”基本上就可以解决。说白了，“放权”解决问题就是利用了人客观具有的私欲，只要放手让他去做，就会比原来做得更好。而“放权”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遗留下来了。 　　第一，社会成本问题。我们说企业的谋利带来两个成本：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所谓私人成本，打个比方，你要把产品卖掉，需要营销，这个营销成本就是私人成本，而你这个企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