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与纳税人权利保护.docVIP

税收法定与纳税人权利保护 　　刘剑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世界税法协会（ITLA）主席、曾担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委托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起草组组长 　　2011，是税事连连的一年。从1月初上海、重庆两地房产税试点到2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的公布，4月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全社会的热议，再到10月份福布斯发布中国税负痛苦指数的旧闻重现，税法的争议始终贯穿全年。我国的税收法律制度从来没有被全社会如此广泛讨论，财税法学也由原本专业性极强的分支学科一跃成为综合性学科的显学。北京大学法学院刘剑文教授长期致力于推动财税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埋首书斋踏实治学的同时关注财税法的社会现象，建言献策，著作等身。日前，刘剑文接受本刊专访，解读中国税事。 　　 　　《检察风云》：在当下中国，为何财税法学越来越引人关注？ 　　刘剑文：我曾将中国财税法学的立场归纳为“公共财政、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宪政国家”。 　　财税法是中国的“为官之道”和“为民之法”。所谓“为官之道”是要求未来30年的中国各级政府官员要学会更好地善征、善用、善管“纳税人的每一分钱”。在财政收入方面，要取之合理、合法、合宪；在财政支出方面，要用之公开、公平、公正；在财政管理方面，要管之有规、有序、有责。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化解社会的各种矛盾，理性疏导和智慧地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所谓“为民之法”是要求财税法强调规范、控制政府的权力，保护纳税人的权利，特别是保护纳税人的合法私有财产。 　　美国马歇尔大法官曾说：“征税的权力是事关毁灭的权力。”财税法的重要性因此不言而喻。我略举几例加以说明：第一，老百姓极度关注的房价居高不下，虽然主要是供求关系所致，但是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扩张、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不彻底、财政体制缺乏法律规范不无关系。第二，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在中国出台的4万亿“救市”方案中，相当大的部分属于财政支出，在“救市”方案出台和实施过程中，财政民主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第三，收入分配不公之所以成为当今中国突出的社会矛盾，与财税体制改革滞后、财税法制不健全有很大关系。强化财税的正义导向，强化财税的民主参与，强化财税的法律规范，有利于化解这些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第四，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是财政法制滞后，与财政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机制息息相关。第五，对13亿人的社会保障而言，财政资金是其中重要的收入来源，财政部门还要承担最后付款人责任。健全的财税法制，有利于实现有效监管，保障资金安全。第六，国家每年2万多亿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目前既无法律也无行政法规控制，实体和程序正义难以体现。这不仅影响了资金分配的公平，而且导致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浪费严重。 　　可以说，今天中国一切深层次的诸多社会矛盾、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都是与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税法治滞后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的确是一个英明伟大的决策。但从我们的角度看，和谐社会的根基在于政府和纳税人关系的和谐。如果财税体制不进行根本性改革，财税法治建设依旧滞后，政府和纳税人关系很难变得更加和谐，社会矛盾就可能随时集中爆发。 　　 　　《检察风云》：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财税立法的现状？ 　　刘剑文：财税法自成体系，一般应当由30~40部法律构成。目前，我国才制定5~6部法律，未来之发展仍可谓任重而道远。去年，国家宣布已经形成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我在祝贺和高兴的同时，也十分遗憾地观察到，财税法本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头戏”，但其中绝大部分支架性法律仍然缺位，如政府间财政关系平衡法、财政转移支付法、财政投资法、税法通则、增值税法、消费税法、行政收费法、国债法等法律都是空白。近些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等有关机关逐步认识到财税立法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性，加快了财税立法的步伐，这是一个好的信号。 　　 　　《检察风云》：您一直以来特别强调税收法定主义，税收法定原则在中国有着怎样的意义？ 　　刘剑文：税法与国家税收收入和纳税人财产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税收收入需要得到有效保障，而纳税人财产权也不能受到不当干预，因此税法必须具有规范性。税收法定原则所言的“法”是狭义的法，即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由于征税涉及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税种的开征与否一般都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制定税收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使得税法具有稳定性和固定性。 　　税法作为和人民财产权直接相关的法律，应主要由立法机关制定，这也是税收法制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目前，中国的情况和这些国家不尽相同，据粗略统计，现行的税收行政法规大约有30部，有关税收的规章大约有50部。现行有效的法律却只有4部，即《税收征收管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