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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长期发展面临三大挑战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了“2005中国改革发展论坛”。论坛上，围绕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会遇到哪些问题和挑战，如何寻找出路这一论题，众多经济学家展开了大讨论，其中三个主流观点引起了关注。 　　 　　吴敬琏：理解科学发展观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成果 　　 　　吴敬琏在发言中说到，2004年的经济发展是“有小惊，无大险”，但是，2004年为什么不能用经济扛杆，而是用与我国市场相适合的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他认为，这个原因就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两个长期问题：一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二是因为市场体制不完善，资源的配置权利，土地、资本这样一些基本资源的配置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还掌握在政府手中，各级政府手中。于是，各级政府就要用配置资源的能力来服从于实现自己政绩的目标。在“十五”计划以来???即21世纪头4年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在我们这里叫作“形象工程”，叫作“政绩工程”。希望很快实现GDP的增长和税收的增长，接下来就出现了几乎全国性的问题，一个就是经营土地大搞城市的建设，另外一个就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重型化。相当多的省份提出了要实现中国进入重化工业的阶段，这个问题是有比较大争论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旧型的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19世纪的工业化道路。 　　库兹涅茨讲的工业化增长以前的工业化道路，所引用的观点基本上是第一代经济学家的言论，或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学说，以及列宁的《论所谓市场问题》第一部分――优先增长，一直到斯大林优先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来印证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资源约束的问题，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很难解决。所以从解放以来或者是改革开放以来，每当我们GDP增长达到年增长9%以上，就出现了经济过热增长，就需要停下来调整，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并深刻认识。因为政府近一段时间提出来一系列纲领性的口号，比如要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建设节约资源、环境友善的社会，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节约型道路。这些问题是需要认真研究并在“十一五”年规划里加以解决的，否则这种大的波动――过热、调控、降温、速度下降，下一个阶段再重新出现可能就避免不了。 　　对于2005年经济的预测，吴敬琏谈了3点： 　　第一，去年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论点，就是这一次宏观经济调控、经济过热、降温，应该说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但是这个宏观调控的成果主要是认识方面的成果。认识方面有3个最重要的成果，第一就是加深了我们的官员，我们的学者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第二是加深了对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和加强宏观调控的认识。第三个成果就是加深对我国国情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认识。 　　第二，今年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节约型的发展道路。第一件事就要纠正“要素价格”的扭曲，生产要素、自然资源、贷款这样一些要素，它的配置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还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所以它的价格仍然保持着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扭曲，就是向下的扭曲。比如土地的低价，甚至是无偿使用，自然资源的无偿使用，贷款利率零利率、低利率甚至负利率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就使得人们愿意用大量的资源投入去发展收入多，特别是财政收入多的一些产业。第二件事就是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 　　第三就是要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各个产业。今后5~10年，我们要大力提倡信息产业的发展，但是跟整个对于产业发展的认识误区几乎是相似的，在其他国家的IT产业里面，硬件部分和软件、服务的部分比例大致上是3∶7。我们这里面反过来，一讲起信息产业就是电脑、外围设备、硬件，而不是着重用现在信息技术渗透到各个产业去改造各个产业，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益。但是，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不管是改善宏观调控还是提高经济的效率，都取决于机制和体制，也就是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问题是具有根本意义的。 　　 　　樊纲：扩充产业结构，农民工需要低端产业 　　 　　樊纲在发言中对“中国需要约束发展资源性行业，不要搞过多的重化工业、能源消耗过大的工业”的主流论点提出了不同意见。 　　樊纲首先提出，在中国长期发展中什么问题最大，几亿农民的就业问题最大。中国现在5亿农民转移出来1.5～2亿人，也许最后还可以剩下8000～9000万耕种中国很小的可耕地，占世界7%的可耕地，最终还有2.5～3亿农民要转移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创造这样一个大的就业才能解决中国最终的发展问题。这样一个大的挑战，这样一个大的就业到哪里去找？樊纲说，我想有一条，能做什么做什么。农民工进城主要就业领域集中在低端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 　　同时，我认为，传统产业里面的重化工业也得做，如果重化工业不做，这一块的就业就会到别的地方去了。一个国家如果仅仅以它自己的资源为局限，他就不可能在世界格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