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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制度与社会环境沦陷区经济史研究新视角 　　摘要：沦陷时期的南京金融业，在百业凋敝之中却能独善胜场，不仅复苏较快、获利甚丰，且组织规模和业务水平一度超过战前最高水平。利用第一手的档案文献并借用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深入考察金融机构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以及对其生成和发育具有制约意义的地利、地缘和商业环境等外部因素后发现，这种表面繁荣的实质为一种畸形的病态，且其背后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服务于日军“以战养战”和“现地自给”战略目标的经济统制制度。 　　关键词：结构／制度；社会环境；沦陷区；金融业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1―0080―05 　　 　　国内对沦陷区经济史的研究，尽管“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学术上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总体上看仍存在诸多不足与缺陷：其一，“宏大叙事”范式仍占据主导地位，微观细致的个案研究并不多见；其二，相当一部分成果仍停留在革命化的“揭批”层面，缺乏穿透性的深层次剖析；其三，“问题意识”淡薄，研究手段单一，缺少整体性的解释框架和多样化的分析方法。基于部分弥补上述研究缺失之考量，本文以第一手的档案和文献资料为基础，选择日伪时期的南京金融业为个案，借助主流社会学的结构／制度框架，并注意把握对经济体的生长和运作具有制约意义的社会环境因素，以揭示此间南京金融业繁荣表象的实质乃至沦陷区经济之本象。 　　在社会学意义上，结构是指“在直接感受到的经验之下潜藏的各种社会安排所体现出来的模式”，制度为“独立于参与者的主观意向”的“集体性的社会安排”。简言之，结构所强调的是现实经验背后的安排，而制度则注重秩序和功能，与之相关的研究方法统称为“结构／制度”框架。受研究主题所限，文中“制度”专指服务于日军“以战养战”和“现地自给”战略目标的经济统制秩序，并因其由金融统制、物资统制和产业统制三大支柱构成，分析的重点放在居于统领地位的金融制度方面；同时关注惯习、文化和地域特征等非正式制度层面，即通常意义上受正式制度影响但又具有独立价值的社会环境因素。在“??构”层面上，本文选取现代银行和旧式钱庄这两个有代表性的金融主体，着重考察其经营性质、内部运作机制等隐秘模块。 　　 　　一、南京金融业：异军突起 　　 　　1937年底，永远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那场大屠杀及伴之于持续6周的洗劫与纵火，使南京这座昔日繁华的大都市顿遭灭顶之灾。经此重创后，又因日伪推行严密的物资统制，不断强化“现地自给”的资源掠夺，南京元气大伤，生产萎缩，贸易不畅，商业低靡。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这种一片肃杀的凄惨图景中，以旧式钱庄和现代银行为主体的南京金融业，先后迅速崛起并长久保持一枝独秀之势，成为整个南京社会经济界的领军。其标志性成果表现为：一是机构数目增长迅猛，二是营业额度持续攀升，三是行业利润丰厚。 　　南京陷落之初，城内所有的国有和私营银行已在国民政府的组织下有序地转移至后方，旧式钱庄、典当和银号也纷纷打烊歇业，其主要股东、经理和职员亦逃避四野，昔日繁荣似锦的金融市场顿时烟消云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性规律，颠倒一下顺序便可用于描绘当时的南京金融业。1938年5月，南京秩序甫一恢复，几乎一夜间就有17家小钱庄平地冒出；到1942年6月，市内仅加入钱业公会者即达67家，这与南京历史上钱庄业达至顶峰时的1931年之总数基本相当，比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数量高出近10倍。此后，钱庄业的这种发展势头虽因伪南京市政府的政策性限制受到一定的打击，但仍以转换路径的方式如组织银号、票号等替代性涌现。仅1942年6月份一个月，南京市就有11家银号开张；随后一年多时间内，几乎每个月都要新添几家银号。现代银行业虽起步较晚，但不久便呈后来居上之势。1940年3月汪伪“还都”南京时，市区内尚仅有伪维新政府开办的华兴银行一家。但从次年起特别是在1942年金融秩序渐趋稳定后，各类银行奇迹般地生长出来，到1945年汪伪政权崩溃时，南京的银行总数已高达59家，比战前增加了一倍多。 　　与此同时，南京金融机构的业务量也急剧攀升，其中银行业的增幅最快且总量最大。以档案资料保存较为完整的南京裕中商业银行为例，该行1943年7月份的存放款额分别为522万元和1086万元，到1944年7月已增至4251万元和4577万元，仅一年时间其业务量就增长了3～7倍；再一年后即汪伪政权崩溃前夕，该行的存、放款总量已攀升到35906万元和44445万元，比上年同期又增长了七八倍之多。南京市档案馆现存的档案资料显示，其他有据可查的商业银行，如建华商行、兴业银行、农商银行、江浙实业银行等，其业务量均以大致相同的幅度迅速递升。 　　与沦陷时期的现代银行业相比，南京旧式钱庄的规模较小，业务量增幅亦十分显著，但总体上看，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