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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管子》时治观对企业管理启示 　　摘要：《管子》观察天地的运行，总结出“天行有常”、“天以时为权”等结论，提出“因时而动”、“务时以寄政”等命题，将因时规律运用于社会治理之中，形成了时治管理观。这一管理理念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和实践价值，值得推广。将《管子》时治观从古代治国层面引申到现代治企层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完善中国企业管理的积极探索。 　　关键词：时 动静有时 企业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033-02 　　《管子》是稷下学者治学、议政和学术交流的产物，是一部辅佐封建君主强国称霸的治国理论集，① 包含大量经世致用的管理思想。它在总结天时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务时”管理原则，即时治观，是其管理思想中极富特色的内容之一。 　　一、《管子》所言之“时” 　　对于什么是时，《管子》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探究其文本可以发现：《管子》对时的议论是围绕着天展开的，它所谓的时就是天时，是自然之天的特有属性和表现方式。 　　1.时表现出天的特征。首先，天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天不一时”（《宙合》），时是它的外在表现。《乘马》篇中“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也描述了时作为“天之道”的运动特性。其次，虽然天不断地变化，但又有恒常不变的运动法则，即“天不变其常”，并表现为“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形势解》）。就是说，天在空间上覆盖万物，在样貌上有日月、星辰等天象，而时间上则有寒暑、日夜等运动变化。可见，时是天的恒常性与变易性的统一。最后，时对于万物具有生养作用，“四时生长万物而收藏之”，决定了世间万物的生死消长。 　　2.时具有多种形态。《宙合》篇曰：“岁有春夏秋冬，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这清楚说明时是天的运行变化的外在表现，有春、夏、秋、冬四种时令形态，有朝暮、晨昏之分的时辰形态，也有岁、月、日、夜之分的时光形态。在《侈靡》篇中则记载有“问曰：古之时与今之时同乎？”的提法，又指出了时有着古、今之别的时代形态。 　　3.时具有德性。时总是呈现出恒定的四季变化，周而复始，故《管子》相信时具有诚信等德性。如《四时》篇中“四时曰正”，指出时的德性为“正”，即不偏不倚。又有《任法》篇中“如四时之信”，将时的德性归结于“信”，即真诚而不虚伪。 　　二、以时治国 　　四时生养万物，人无法摆脱自然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作用。因此人“动静必因于时”，一切行为都要随着时间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管子》将时间规律与国家政事相结合，倡导务时而治的治国方略。 　　1.务时以寄政。农业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主要产业，有着明显的季节性，故时政是华夏农耕文明中一个重要的管理范畴，《管子》时治观也正是通过这一概念首先得以体现的。《四时》篇说：“圣人务时而寄政焉……信能行之，五谷蕃息，六畜殖，而兵甲强。”君主必须以“务时”为施政纲领，遵循时间规律，合理地安排政事，才能保证农业的顺利生产，实现富国强兵的为政目标。 　　“彼民非谷不食”（《八观》），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是对粮食的需求。故“地者，政之本也”（《乘马》），保障农业生产，储备足够的粮食就成为了为政者首要的的任务。而“地之生财有时”，农作物只有在土地和天时共同作用之下才能够得以生长。故《轻重乙》篇曰：“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古代封建君主施政，归根结底就是“地政”，就是要按照四季不同特点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对农业的行政管理，为农民办实事，利民兴农，促进农业发展。 　　2.时动以富国。虽然人依赖自然环境才得以生存，但人在自然面前并非被动无能的。《山权数》篇指出，“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人有着摆脱自然束缚的能动力量，并主要表现为人的劳动生产力。《小问》篇道：“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国家的财富需要依靠人民的劳动去创造，关键则在于按照时间规律进行农业生产。为此，《管子》提出了“四时教令”的政治管理举措，将天地、阴阳所遵循的规律与政治时事相联系，要求君主根据“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的自然规律，在四季分别实施不同政令，引导人民合理生产。倘若人顺天而为，不失天道，就能收到“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的成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大量积累国家财富。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下，商业活动与农业活动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大多是农产品的生产与交换，农业生产的安排和农产品的丰歉直接影响着商业活动。这就决定了从事商业活动的经营者也必须重视观察四时之变、顺时而为，而时治观也就被运用到了工商业的管理之中。《小匡》篇有言：“观凶饥，审国变，察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意即经商者要观察不同地区农产品的生产情况，掌握农产品的供需情况，恰当定价，保证商品销售。再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