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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质与关键 　　未来一、二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战略机遇期,也是面临重大挑战的经济增长关键期和结构调整的敏感期。一方面经济总量已达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向着中高收入阶段迈进,经济发展有了一定基础;另一方面新旧矛盾交织,发展尚不均衡,并仍有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进入现代经济流程,现代化的任务远未完成。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如不能在此期间做好调整,发展机制不能转型,经济发展或将受到“停滞”性的挑战,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是困难的。“加快转变”已成为共识,但人们对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内涵、实质及方向却仍似不甚明了,不免影响到转变的效果。在此试对几个关键问题作些探讨。 　　一、从非均衡到均衡的帕累托改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重大战略。这标志着我国政策的关注点已从增长问题转向发展问题。经济理论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等于“发展”,“发展”又不同于“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发展-可持续发展四个概念的演进过程中,经济结构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被渐次纳入,体现了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最早研究的问题之一。在20世纪40、50年代以前,经济理论研究中一般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视为同一概念(即国民财富的增加)。上世纪60年代前后,由于“卡尔多事实”①和“库兹涅茨事实”②两个分别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理论命题的相继提出,带来了此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在理论上的分野:经济增长被视为人均产出、要素分配按比例均衡的持续增加,进入“稳态”。而经济发展则被定义为经济增长伴随着结构变动,是一个非均衡的增长,具有赶超速度,但不稳定。进入70年代后,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和失业、贫困和分配不公等问题的加剧,人们开始意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于是开始把视野投向更广泛的“发展”,不仅关注经济发展,而且注重人类自身或社会的发展。此时期环境恶化问题也开始被注意,发达国家???始强调了经济增长与自然的均衡,而发展中国家则由于收入分配恶化导致经济发展停滞,提出了大量的发展与社会的平衡问题。1980年“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科学概念被明确提出③,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对“可持续发展”作了正式定义。此后,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它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结构变动,而且强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和天地人的协调性。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求经济发展可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环境可承受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同时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实现社会公平。因而,可持续发展是是自然、经济和社会三者的平衡协调发展,是经济增长、人和自然关系调整以及治理机制交互作用的结果。 　　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定的自然约束和社会约束下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途径和机制,不仅是一个经济、社会和自然的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既因时代条件不同而具有“阶段性”、“发展性”,又具有“非均衡-均衡-新的非均衡-新的均衡……”等内在规律上的同一性。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被视为一个连续的再均衡过程,即通过发展机制转换、制度结构创新和利益格局的动态调整,使自然-经济-社会从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收敛,不断实现帕累托最优改进。 　　在理论上,结构均衡发展是一个理想状态,但它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准目标,它强调了:技术创新推动总量增长;要素配置均衡协调;公平激励,成果分享。但上述目标的实现核心是以市场为基础调节机制建立,才能推动内生式均衡发展路径。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结构调整的核心问题可能是政府过多地主动地参与了调结构,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计算了大量的综合平衡和最优结构,但越调越失败,关键不是人为提高何种比例,而是要解决机制、体制转型,让市场起到基础配置资源的功能,才能走上均衡发展的道路。同时积极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保障社会的福利分配的帕累托改进,保障自然与增长的均衡比例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本质是市场与政府配置资源职能的再划分和确定过程,是机制、体制和激励,而非很具体的比例调整。 　　二、我国仍处于“赶超”与非均衡发展阶段 　　非均衡的发展方式,本质上是后发国家赶超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从经济理论逻辑来看,当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系统性的高收益增长部门时,动员资源集中投资在这些部门,就会有产生规模收益递增,即结构配置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的赶超型发展速度(钱纳里等,1986;Jones and Romer. 2009)。后发国家赶超的实质就是通过政府动员资源并配置到高增长的现代化部门实现经济扩张的加速。工业化过程中,农业资源被集中到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