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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于市场效率高等教育差别定价 　　 摘 要：中国高等教育收费以“成本分担论”作为理论指导，由此导致学费标准单一化。在高等教育领域，市场机制也应该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而学费是其中的价格机制。高等教育应该按照资源最优配置的要求实行差别定价。首先，因为投入和管理、服务水平的不同导致教育产品质量有差异，优质优价符合市场效率要求。其次，因不同专业个人收益率的差异而造成专业供求状况不一致，差别定价可以缓解供需矛盾，增进市场供给效率。 　　 关键词：高等教育；收费；定价；市场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4-0294-02 　　 　　 一、高等教育差别定价 　　 自1989年开始，中国开始对所有大学生收取学杂费。1994年，高等教育实行统一收费。1996年以后，学费具体的收费标准由各省按规定自行制定，定价主体是各省相关行政部门。但如果我们提取不同省份的一些高校2009年新生学费标准来对比就会发现，高校的学费水平相差不大，由表1可知，我们提取的八个高校分属北京、江苏、广东、湖北、湖南和甘肃七省（市），大部分省份都是每年4 500元左右，最高和最低之间只相差1 200元。而且，绝大部分高校不论学习的项目差别，对所有学生收取相同或大致相同的学费。如，对于文科类和理科类的一些典型专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是统一学费标准，没有因专业和学科的不同而在学费上有任何差别；而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湘潭大学、兰州大学、南昌大学在专业之间稍有差别，但浮动区间很小。 　　 中国高等教育收费标准的制定，国家要求“依据高等学校年生均日常运行费用、财政拨款、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承受能力等情况确定”，其理论基础在于“成本分担（补偿）”论。从这种理论出发，虽然部分地解决了高等教育的资金问题，却使学费的功能被远远简化。 　　 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在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领域，也可以将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如，舒尔茨认为，“学校可以视为专门‘生产’学历的厂家，教育机构（包括各种学校在内）可以视为一种工业部门”[2]。而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反对政府对教育的过分集权与控制，主张教育市场化，还社会大众以自由选择教育的权利 [3]。市场配置方式高效率的获得，主要在于市场对价格的确定，价格能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在高等教育市场上，学费是学生与高校之间就高等教育产品进行交换的价格，其实质就是市场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价格机制。借助于学费，可以促进高校竞争，调节供求关系，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因此，高等教育应该按照资源最优配置的要求实行差别定价。 　　 二、高等教育差别定价能实现优质优价 　　 首先，不同类别、不同质量的高等教育服务成本不一，其收费应该有所差别。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多方原因，中国各高校的投入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通常发达地区、层次高的高校获得的资源较多，如省际之间的比较，2007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排在前三位的是北京21 431.73元、上海12 453.98元和西藏11 407.18元，排在后三位的是安徽省2 852.95元、江西省3 301.15元和湖北省3 125.25元，最高和最低之间相差18 578.78元 [4]。在各高校之间的投入相差也很大，如同样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7年生均教育事业支出清华大学54 235.43、北京大学34 279.11元、复旦大学27 288.63元、湖南大学16 688.69 元、河海大学12 204.11元、西南财经大学11 179.91元，最高与高低之间相差43 055.52元 [5]。而投入资源较多的高校必然要求相应收取较高的学费以补偿其教育成本。同时，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教育条件的不同，体现学校对学生的培养能力的差异，影响到产品质量。层次高的高校教育质量普遍优于层次低的高校，不仅决定了受教育的外部条件和教育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受教育者今后的收益，“优质应该优价”。 　　 其次，高等教育服务差别收费是高等教育服务市场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当高等学校集结的生产要素来源于或部分来源于市场时，高等教育服务往往需要在市场中接受检验。高校为了在高等教育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只有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才能相应提高学费，差别收费对高等教育质量有正向调节与影响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按照“成本分担（补偿）”论的指导，以实际成本作为收费标准的依据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成本病”的发生，代表性的论述是美国教育经济学家霍华德?鲍恩的高等学校成本最大化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学校作为经济人，总是会穷尽一切理由试图增加收入，即高校不仅不努力降低成本，相反为了收入最大化还会不断提高成本，导致学校成本越来越高，收费标准也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