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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诉交易的价值思考及在我国的适用 本文摘要：诉辩交易是源于美国的一种刑事案件审结程序,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就对辩诉交易制度的价值思考，及在我国适用的必要性、可行性作了阐述。并指出了当前辩诉交易对于完善我国认罪案件的办理程序和我国简易程序二、辩诉交易在我国设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司法资源的有限性 从我国现有实际出发，需要实行辩诉交易制度来缓解我国现有的司法资源有限、资金滞后的现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阶段,各种刑事案件近年来有递的趋势。而我国现有检察人员不足20 万人,要承担13 亿人口的诉讼任务显然压力太大,必然会造成案件的积压,严重影响诉讼效率。所谓“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无效率或者低效率就意味着不公正。这就需要我们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在有限的司法资源基础上达到较高的诉讼效率。使用辩诉交易制度能使司法工作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减轻诉讼之累,保证大案、要案的诉讼质量。 （二）历史文化原因 我国儒家传统文化为辩诉交易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自来就推崇“以和为贵”的精神, 普遍存在着一种厌讼、怕讼的法文化心态, 辩诉交易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两败俱伤、实现“双赢”，正迎合了中国人的这种传统心态。再次，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类似于辩诉交易的做法，比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过程中, 一旦被告选择了“坦白从宽”, 检察官往往会在公诉意见中提出“鉴于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 建议法庭从轻处罚”等建议, 而法官也会在量刑上予以从轻处罚。可见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在某种意义上为我国引入辩诉交易提供了实践基础。 （三）中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为引进诉辩交易奠定了法律基础。 《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决定不起诉。表现在审判前,检察官享有一定的起诉或不起诉裁量权;审判过程中,检察官享有撤诉权,有权终结刑案。中国检察官这种独立的裁量权实为引进诉辩交易制度的重要保证。2003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 》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推行普通程序简化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可以删繁就简,简化法庭调查程序,强化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重视被告人的个人意志,赋予了控辨双方协议的正当化色彩。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控辨双方的协商一直存在,只是非正式,非制度化而已,应当说,这是中国移植诉辩交易比较深厚的现实基础。 （四）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 2001 年加入WTO后，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更加密切，我国应当在借鉴外国先进制度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诉辩交易在我国适用的法理依据 诉辩交易制度确有值得借鉴之处,与我国现行的诉讼理论和司法实相比,其借鉴价值最突出有以下两点:其一,确立刑事诉讼控辩双方之间的协商机制。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均为平等的当事人,其间的对抗和冲突不是不可调和,而是可以通过蕴涵平等价值理念的协商机制来解决,这是刑事诉讼民主高度发展的体现。其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价值理念。借鉴诉辩交易制度,使得当事人的处分权不仅仅适用于民事诉讼领域,而且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人主体性能够凸显出来,避免过多地强调国家机关的权力属性及被告人被动接受审判的服从品格。假如被告人自愿而理智地选择了有罪答辩,表现为被告人的意思自治,即视为被告人放弃了开庭审理及宣告无罪的权利,已经理性地行使了处分权,无疑有利于判决的执行和稳定。 诉辩交易的移植在我国一直是一个争论十分激烈的话题,原因是,认为设定这项制度会引起司法秩序的混乱。笔者认为,在诉辩交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这并非诉辩交易制度本身造成的,诉辩交易与司法正义的实现不存在必然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制度和公正的程序加以有效地防止。从目前司法实践看,普遍存在案多人少、装备落后、手段简单、经费严重不足等问题,超期羁押、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问题也时有发生,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形象,迫切需要尽早解决。借鉴引进诉辩交易制度并不能说不是一条好的途径。再则, 鉴于上述分析的辩诉交易在我国设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国已经初步具备实行诉辩交易的诸多条件。 四、借鉴辩诉交易完善我国认罪案件的办理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应当借鉴辩诉交易合理内核进一步完善鼓励被告人认罪机制, 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对认罪的被告人从宽处理。1.在程序方面, 对于认罪的被告人, 应当适用轻缓、简化、快速的处理程序。第一, 对于自愿认罪的被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