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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法制教育思想现实社会意义 　　摘要：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呼唤着法治社会的到来，社会成员是否具有自觉遵守法律的法制意识是关乎法治社会确立的必备要件之一。而对法律的尊崇精神离不开法制教育的长期引导，邓小平提出加强法制的根本问题是教育人的思想不仅是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清醒认识，也是对中国实现法治社会的正确指导。 　　关键词：法制教育；法治社会；守法精神；内在价值；外在效应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9-0221-02 　　 　　曾有学者指出，人类文明的发展必然呼唤着法律的到来，一个发达而文明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法治化的国家。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进入了一个重建与迅速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并且取得了世人瞩目的重大进展。这是20世纪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场划时代的革命。而构成这一法律革命的理论基础，正是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法制思想。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1] 他的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法制教育在建立法治国家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指明了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修养的根本途径在于教育。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出发，可以肯定重视和加强法制教育，对于我们实现“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这一目标必然具有内在与外在的双重效应与意义。 　　一、守法意识的养成：法制教育的内在价值 　　法治社会确立的必要内核：守法精神。法治社会的形成，固然需要具备实质要件或形式要件乃至精神要件[2]，但最基本的基础要件依然为亚里士多德所构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3] 这意味着，只要同时满足了法律为良法、普遍守法的两项条件，法治才能形成。关于良法，也即是善法、符合人类良知与正义道德观的法律。而普遍守法则是法律条文道德化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法律可以创设特定的义务，却无法创设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假如没有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那就不会有什么堪称法律义务的东西。所能有的只是以暴力为依托的法律要求”[4]。 　　可见，亚里士多德所勾勒的法治社会的基础要件之一 ―― 普遍守法，其实质是社会主体守法精神的养成。日本当代著名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因此，为权利而斗争不仅是法秩序成员的权利而且也是其道义上的义务。具有这种性格的法，如果没有守法精神，而仅靠权力，是不能得以维持的。”[5] 所以，守法仅仅是法治的外在表现形式，守法精神才是法治的灵魂。守法精神要求主体不仅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义上的义务，变被迫守法为自愿守法，变强力守法为良心守法，变他律守法为自律守法。而社会主体守法精神的最终形成离不开相应的法制教育，面对当代中国建立法治国家的特殊的历史起点，邓小平关于加强法制的根本问题是教育人的思想可谓高屋建瓴。 　　守法精神养成的首要途径：法制教育。诚如美国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所说：“狭隘地依赖重视惩罚的法律理性，其结果就是人们普遍地采取只遵守法律条文，寻找法律漏洞的策略，从而避免惩罚，对此就需要严格先前的法律，弥补漏洞，而这会使法律更加严厉。如果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事业发展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那么生活就会变得不可忍受。”也就“导致奴役而不是带来自由了”[6]，如果法律的强制性、他律性没有立足于以道德义务感为核心的自律性的基础上，它对人们的强制程度和约束力是相当有限的，有时甚至软弱无力。当社会成员缺少守法精神，普遍不能履行某些法律条文的时候，势必会导致社会上出现“法不责众”的情形，而这无疑是一种对法律尊严的践踏。另外，我们也可以预见，单纯地倚重惩罚性的法律措施，其另一个结果就是会占用过多的财富和资源去支付诉讼成本。在目前现有的经济条件之下，这一做法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并不是一条合理的途径。 　　正是从法制教育对法治社会建立的深远意义出发，邓小平提出加强法制的根本问题是教育人的思想，不仅明确了法制教育的目标，还指明了法制教育的方法与途径。邓小平指出，通过法制教育，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这是法制教育的根本任务和目标，其基本要求就是：第一，法制教育的面必须涉及到每个公民，只有个别人懂得法律还不够，必须人人懂法才行。第二，公民必须真正掌握法律的精神和具体要求，当个人欲望与法的要求发生矛盾时，能用法律武器自觉地约束自己，做到知法、守法。第三，经过法制教育，公民敢于和善于用法律这一武器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