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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三俗”含义 2010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胡锦涛同志的这一重要讲话，吹响了当前中国新一轮反“三俗”的号角，赢得了党内外和海内外的普遍拥护和高度关注。 但是，究竟什么是“庸俗、低俗、媚俗”？社会各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之间的差别，甚至可以大到完全相反。我们必须看到，社会上很多文化艺术部门，已经被三俗之风所控制和基本控制，他们长期对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阳奉阴违，长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革命历史进行妖魔化宣传和污蔑，长期不传播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符合党的几代领导人所倡导的民族化与科学化相结合的艺术精品，长期热衷于传播境外敌对势力有意灌输给中国人民的有害作品和泛滥着殖民地、半殖民地色彩的肉麻浅薄的精神鸦片。而对待弘扬中国本土艺术、民族传统的曲艺、戏曲和反映中国人民正直乐观、独立不屈精神的好作品，故意打压、有意漠视。因此，这些单位和部门，不可能真正贯彻执行胡总书记的指示，相反，他们很可能还要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为了维护一己私利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栽赃陷害那些正直的艺术家，打击人民所喜爱的雅俗结合的精品，从而继续维护自己在文化界的“三俗”统治。 为了鉴别什么是“三俗”，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雅、什么是俗。笔者研究雅俗文化问题将近20年，当年的博士论文就是探讨抗战期间中国文学“超越雅俗”的课题。学术界已有的认知，“雅”和“俗”本来没有褒贬色彩，只是类别上的不同。“雅”本来是“夏”，指的是周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化中心地区”。而“俗”指的是其他地区。我们不能说非文化中心地区的文化，就比中心地区“低下”，正像今天不能说一个四川人、广东人、东北人，就不如北京人有文化。根据著名美学家、《民国通俗小说论稿》的作者张赣生的研究，中国人产生“俗”这个概念，大约是在西周时代。殷商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均未见有“俗”字。到西周恭王(前968—前942)时所作卫鼎和永盂的铭文中已有“俗”字，用于人名；宣王(前827—前782)时意指礼法，已具“风俗”的意思；同时代的毛公鼎铭文中的“俗”则当作“欲”解。西周铜器铭文并不常见“俗”字，现知仅数例，用法大体如此。从传世古籍来看，《易》、《诗》、《书》、《左传》和《论语》等重要典籍中均未见“俗”字，这不会是偶然现象，它似乎证明“俗”的观念在春秋时代尚未得到普遍确认。 进入战国时代以后，“俗”成了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如《孟子》云：“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庄子》云：“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管子》云：“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周礼》云：“以俗教安，则民不愉，”《礼记》云：“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如此等等指的都是风俗或民俗，即某一民族或地区由习惯形成的特定生活方式。风俗之“俗”本无所谓褒贬意，故《荀子》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风俗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文化现象，它不是个人有意或无意的创作，而是社会的、集体的现象，是一种非个性的、类型的、模式的现象，它体现在一般人的生活中，由此又引申出“俗”的另一层含义——“世俗”，在“俗”字前加上“世”字，是指一般情况，虽然含有“平凡”的意思，但并不一定就是“俗不可耐”，如《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墨子》云：“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都是指一般的见识不高明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应该知道，“俗”是一个双重语义的概念。当它作名词时，是习俗、风气，“多数人普遍实行的习惯生活方式。”当它作形容词，表示性质、特征时，则是凡庸。这两重语义经常是同时呈现、含混表达的，如钱钟书阐述汉字中蕴含的辩证法时所云：“赅众理而约为一字，并行或歧出之分训得以同时合训焉，使不倍者交协、相反者互成，……语出以关，文蕴两意，乃诙谐之惯事，固辞章所优为，义理亦有之。”笔者认为，世界上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通俗文化”。正如老舍先生指出的，“俗而有力”，就是伟大。荷马史诗、诗经楚辞、格萨尔王、唐诗宋词元曲明说……直到五四白话文和诸多“红色经典”，都是“通俗”的。 “通俗”有两种意思，“与世俗沟通”和“浅显易懂”。我们必须从两方面来理解，才能把握通俗文化的本质。“与世俗沟通”强调的是创作精神，“浅显易懂”强调的是审美品位。两方面既相区别又相依存，“沟通”才能“易懂”，“易懂”才能“沟通”。人们的理解多偏重于某一面，才产生了许多误解。 所以，“俗”不等于庸俗、低俗、媚俗。大俗就是大雅，例如白居易、红楼梦、赵树理、老舍、巴尔扎克、披头士等。而故作高雅，反而恰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