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反赌扫黑案”前期报道中问题探析.docVIP

“足坛反赌扫黑案”前期报道中问题探析 　　回顾“足坛反赌扫黑案”前期的媒体报道，作者感觉其中存在一些新闻职业精神和法律方面的偏差，对此进行总结，以避免今后在其他体育法制报道中出现类似问题。 　　2011年岁末，我国体育史上空前的“足坛反堵扫黑案”涉案犯罪嫌疑人陆续在辽宁省铁岭、丹东等地法院受审，标志着该系列案件正式进入审判阶段。随着审判活动展开，更多的信息将公开披露，也预示着先前国内媒体对此案的炒作式密集报道将告一段落。现状：集体无意识下的“嫩审判” 　　中国足坛几任“掌门人”谢亚龙、南勇及杨一民、张建强等人在这次“足坛反赌扫黑风暴”中几乎被“一锅端”，成为国内足球界的头等大事，历来把足球作为体育报道重点的市场化媒体自然不放过此事，从2010年起便不停炒作，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有关该案的报道占据了内地诸多媒体的重要版面、播出时段，其间还不断出现高潮，就连“案件即将开审”的预告性报道都在媒体上披露过多次，但事后均被证实为误报。在体育记者的“轮番轰炸”下，某些报道明显偏离了新闻职业精神，更有一些报道直接产生了“媒体审判”的嫌疑。 　　反复炒作涉案嫌疑人的“职务”定性，表现出有关媒体及从业人员新闻职业精神尚有欠缺。南勇等人主要被控涉嫌受贿犯罪，其职务自然成为关键之一，给予必要的报道和解释实属应当。但是，人们看到的现实是，众多媒体反复炒作一个话题：南勇等人究竟是国家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官员，还是中国足协这一社团组织的负责人――实际上，这种炒作与体育记者们先前的报道经历有明显的抵触，因为同样是这些记者在2009年报道过南勇等人风光上任，不可能不知道他们是国家体育总局官方任命的国家干部。但是，此案司法介入后不久，2010年5月中旬就有报纸刊登律师的观点，提出南、杨等人存在“双重身份”，这一点甚至可能影响到南勇是否会被判处死刑；同年8月，一家专业体育媒体披露了来自辽宁省铁岭市检察院的消息，南勇和杨一民的案件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受贿。按理说，对这个问题的炒作到此就该结束了，但到了2011年，不少媒体却对此展开了新一轮的炒作，套路???本上都没变：先抛出“双重身份”论，然后再“自说自话”地辟谣，恢复公职人员犯罪的结论，最后以刊登法院的开庭公告，确认杨一民涉嫌受贿罪，张建强涉嫌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而“圆场”。 　　与此相比，媒体上捕风捉影的“量刑”报道更直接损害了“无罪推定”等原则，有落入“媒体审判”窠臼的风险。过去几年，国内法律界对新闻媒体不时出现“媒体审判”颇多微词，认为新闻报道中时常有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媒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隋进行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可喜的是，目前法制新闻、社会新闻等领域的报道已经较为自觉地杜绝了这种现象的发生，但在“足坛反赌扫黑案”的报道进程中，却不时可以看到“媒体审判”的影子：法院对南勇、杨一民等人的一审开庭之前，公众已经不时从媒体上看到记者们给他们“判刑”了，仅在2010年，诸如判处南勇无期徒刑、有期徒刑12年或10年以上等报道就先后“粉墨登场”，最典型的是一家足球网站转载某专业体育报的报道时，拟了一个标题： 　　“体育总局领导表示南勇交代算立功：不判死刑判10年”!进入2011年，类似的报道仍不断浮现，记者们大概从未考虑过，如此报道是背离法治原则的。 　　追因：体育报道的炒作心态使然 　　如此现状自然值得人们、尤其是新闻界反思。国内众多媒体之所以在“足坛反赌扫黑案”系列报道中出现明显的法律瑕疵和疏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报道被纳入了纯体育报道的范畴，基本上都由体育记者和编辑单独实施采编工作，主要报道也几乎均刊登在体育版面或相关板块，这一基本的运作框架使得相关报道缺乏有效的把关，尤其没有人对这些报道所涉及的法律事实和观点严格把关，最终导致瑕疵和疏漏与受众见面，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熟知体育报道运作程序的人士大概都知道这个现实：体育记者和编辑在处理有关报道时更关注体育报道的特点，如何把细节描述得更加生动，如何把标题拟得更加吸引眼球；相反，他们可能几乎没有考虑到这些报道同时还具有法制报道的属性，因而没有注意到相关法律规范对于自己的报道活动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或在实践工作中忽视了，导致各种法律瑕疵层出不穷。 　　其实，准确解读有关法律问题恰恰是做好“足坛反赌扫黑案”系列报道的关键，因为南勇等人的行为从本质上涉嫌犯罪，国家按照通行的司法程序对其展开必要的侦查和起诉审查，进而将其起诉到法院进行审判，因此该案无疑应纳入法制报道的范畴，强调“以新闻与法律的交叉视角和创新手法，提供详尽、实用的新闻资讯与法律服务。”与其他法制报道仅有的区别，在于这些犯罪嫌疑人是体育界人士，体育记者对于他们的经历更加了解，因此承担了报道任务，以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