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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乱局11个征兆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国际形势有一个突出特点：动荡加剧、乱象纷呈。这是大家的共识。但这个“乱”是局部的、短时期的或是震荡程度有限的乱，还是全局性、长时段的和剧烈震荡的乱呢？我的看法是后者。也就是说，世界的大变局将要经历一场大动乱。这个判断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国际形势总体趋势的把握，关系到我们根本性的战略应对。 　　 　　11个征兆揭示乱局将至 　　2011年的国际形势已经显露出了强烈的大乱局征兆。 　　◎ 全球持续恶化的经济危机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动叠加发生，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基本盘面严重不稳。世界陷入乱局,第一位的原因还是经济。世界经济患了“心脏病”。美国次贷危机和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这两个接踵而至的冲击波，很可能推导全球经济步入“双底衰退”――一个经济周期内两次经济衰退。如果出现双底衰退，第二次衰退往往更持久，负面影响更大,将导致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局面。与经济危机的严峻形势相叠加的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大变动。美国和西方在国际格局中的支配性地位下落、国际权责体系的调整加快、欧洲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挫、中东地缘结构发生重大变局、美国重返亚洲迈出实质性步伐、欧盟在西亚北非事变的国际干涉和治理中走到前台、俄罗斯推出自己的欧亚联盟构想――总的来说，单极体制坍塌，世界正根据新的力量关系消长重组格局，政治格局重组和经济金融危机深化相互激荡，致使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基本盘失去了稳定。 　　◎ 国际力量对比的旧平衡被打破，权力政治博弈影响大国关系走向的确定性。在治理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努力中，美国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再平衡”，这个概念不光是在经济意义上使用的，它实际反映了美国应对整个危机的战略考虑。这就是在国际力量对比原有平衡被打破的形势下，美国全球战略将以修复失衡的面貌出现。美国今后的主导作用就体现为它要当国际政治的平衡手。为此，美国现在的战略目标是重振美国国力、重拾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服务于这两个目标，它的对外战略重心一个是要开拓最有发展前景的新兴市场，一个是要重点加强对中国的战略管理。这两个目标的指向都是亚太地区。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观投向将大幅度地向亚太和中国周边转移。这将给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注入新的不确定性。与中美关系相类似，旧的大国政治力量和新兴发展中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两大力量内部的关系都处于重大的调适和整合当中，大国关系的这种新的不确定性不仅表现于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面临变数，而且也存在于中国与俄、印、东盟等新兴力量的竞争关系中，中国已进入到自身的成长利益与外部大国碰撞加剧、摩擦增多、磨合加深的特殊时段。 　　◎ 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中间阶层分化，政治“极化”导致对抗因素显著上升。全球性的贫富两极严重分化和对立是贯穿于从“阿拉伯之春”到“伦敦之夏”再到“华尔街之秋”的整个危机链条的一个核心因素。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横向的贫富悬殊（国与国），但大大加剧了纵向的贫富悬殊（人与人）。所以，当今世界两极分化，不仅是富国与穷国的矛盾，更是富者与穷者的矛盾。贫富差距不仅存在于穷国与富国“之间”，而且深入到穷国与富国“之中”，它不光是国家外部关系的不平等，更是国家内部关系的不平等，是遍及全球社会的不平等。所以，这样的动乱因子不是哪一类型国家所特有的，而是各类国家都普遍存在的。中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隐患并不比他国轻。处理不好，“稳定压倒一切”就会反转成为“一切压倒稳定”。社会中间阶层急剧分化，致使两端势力坐大，维系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遭致破坏，社会的鸿沟和裂痕越来越深，极化现象严重，政治诉求极端对立，对抗性显著上升。 　　◎ 西方国家陷入多重危机，面临体制和结构变革的震荡,并把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地区。西方国家的这场危机不是周期性和政策性层面出了问题，而是结构性、体制性、制度性的危机。此次西方国家深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源于西方资本扩张在长期运行中不断推高资本收益的人员成本、投入成本和税收成本，大大挤压了资本的盈利空间，从而促使追逐高额利润的资本退出制造业领域，而集中于金融领域。这种趋势导致了西方国家普遍的产业空心化和外包化，实体经济萎缩、虚拟经济膨胀、货币和金融投机泛滥。这是西方失业顽症和金融寡头与社会大众极端对立的根源，由此而生的另一个恶果则是西方国家财政和税收的严重萎缩，从而无法支撑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和继续维系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尽管欧债与美债的成因有所不同，但本质却是一样的。这个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问题出在根本制度上，修复需要动大手术。这急需具有远见的变革措施和强有力的政治决断，但西方多党竞选政治在危机治理过程中的表现，凸显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潜力在全球化时代的重大挑战面前已无能为力。西方国家普遍陷入到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叠加的多重危机之中。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