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锐意革新,敢为人先“私学”先驱.docVIP

严修锐意革新,敢为人先“私学”先驱 　　他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卓越开拓者；他是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伟大先驱；他始终关注着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进程；人生短短几十载，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财力和智慧都献给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就是被奉为南开“校父”的严修。 　　南开老校长张伯苓曾高度评价他的办学功绩，“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产先生之力尤多，应尊严先生为校父。” 　　 　　 　　严修，字范孙，号梦扶，1860年生于直隶天津，原籍浙江慈溪。他是一位锐意新学的教育改革家和实践者。在封建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候，他提出过很多教育改革的措施建议，力图通过国民教育水平的改善来挽救中国，但是由于顽固派的阻挠，他的计划都最后夭折。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又投入到私立学校的创建和经营活动中，成为中国近代新式“私学”的探路者和奠基人。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刻，他还坚持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信念，为南开学校的生存和发展献计献策。 　　 　　奏准“经济”特科 培养实用人才 　　 　　自从进入到封建王朝的统治阶层以来，严修目睹了西方列强对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强迫凌辱，以及朝廷内部顽固势力的腐朽懦弱，深感要扭转国家内忧外患的不利局面已经刻不容缓。正当严修为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寝食难安的时候，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呼声给他带来了一片曙光。《公车上书》中的变法维新思想使严修产生了灵感，他认定只有通过改变中国科举教育制度，同时建立一套新的人才选拔体制的方式，才能让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国家重获生机。 　　1897年，正在贵州学政任上的严修上书光绪帝，奏请开设“经济”特科。这里所说的“经济”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经济学，而是“经世致用”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个“经济”指的是“经国济民”，也就是治理国家的意思。严修提出开设“经济”特科的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要选拔和培养具有实用价值的人才，而不是旧式的封建官僚。严修所上奏的本章中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设立实用学科”。这里的实用学科指的是政治、外交、算学、法律、机械制造、工程设计等专门知识。严修在奏章中提议的都是当时国家发展所必需的自然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而这些新式学科在以往的科举取士中是难以得到体现的。这表现出他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的强烈愿望。第二是“取消录取名额限制”。以往的科举考试经常是“虽千万人俱往矣”的人才陷阱，是统治者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有力武器。而严修的奏折提出要取消录取比例的束缚，只要是经过测试确实符合任用标准的人才，将采取“来者不拒”的选拔方式。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打破常规，最大限度的招揽国家所急需的英才。第三是“考试与保举相结合”。严修并没有完全否定科举制度，甚至历史更为悠久的察举制度。他吸取了旧制度的合理部分，目的仍然是尽最大可能为国家选拔真正所需的人才。第四是“实行保举问责制”。也就是说如果报送上来的人员经过进一步的考察被发现是弄虚作假的，那么将会追究保举官员的责任，其目的在于防止人才选拔中间的人情关系。第五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也就是在考察的时候要量才录用，不要循规蹈矩。只要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哪怕其他方面有一些瑕疵也可以破格起用，这样才能使各种人才源源不断地为国家所用。第六是“考试费用由国家承担”。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那些居住偏远或家庭困难的寒门之士有机会参加考试，不要因为经济问题而埋没人才。 　　平心而论，严修奏准开设经济特科之举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他的理想未能立刻实现，但是其为建立新式教育所做的努力得到了很多维新派进步人士的肯定，同时也对今后的教育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 　　 　　倾尽“万贯”家资 　　创办南开学校 　　 　　1905年，统治中国文化教育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而严修则利用这样一个契机进一步开展自己的“私学”教育实践。此时在学部任职的严修曾经多次对其创办的“敬业中学堂”进行财政援助，1906年，他借乡绅郑菊如将“南开洼”的十几亩空地捐赠给敬业学堂作新校址之机，联络津门其他几位名流共捐款白银两万六千两供其建设新校舍。此后，敬业中学堂即更名为南开中学堂（亦称南开学校），而南开学校每个月的经费仍就由严修等人负担。不仅如此，每当学校需要添置新设施之时，严修都会积极地筹措资金，以便完善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之用。虽然在清末的最后几年，严修所经营的盐业生意逐渐衰败，他本人也因此负债累累，但是他仍旧保持对南开学校的关注。通过合并其它学堂和招收富商子弟的方法，严修在极为艰难的状况下，保证了南开学校已有的规模和正常的开支。南开学校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有的文化土壤中逐渐地成长起来的，直到今天仍被很多学者赞誉为“私学之楷模”。 　　 　　由于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严修去职之后对于官场便再无半点留恋。19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