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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研究崭新视角 　　我从友人丁东处见到徐江伟先生的书稿《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起源》，一看各章节标题，立即让人产生一睹为快的欲望。通读之后，此书果然让人耳目一新，遐想联翩。 　　徐江伟先生从语言学的考证入手，结合古代文献和人类学成果，扫视人类历史上不同种族到东亚、北美的迁徙历史和当代分子遗传学对中国汉民族的基因图谱抽样测试的成果，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了对中国上古史的各种难题的新解说，让我们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让审视华夏文明起源。 　　作者用阿尔泰语词汇，重新解释古汉语中的一些词，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胡适先生主张，“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这一原则对研究中国上古史也是适用的。毕竟，已出土的甲骨文只释读出千字左右，还有四千多字未能释读。直到春秋时期，我国中原地区一直是华夷杂居，能长期杂居又通婚，不可能没有语言上的共通之处。 　　徐先生提出，五帝三代都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奴隶制国家，他们征服劫掠中国南方的从事农耕、使用单音节语言的越人为奴隶。由于游牧民族没有定居传统，所以至今找不到夏以上的历史遗存。在国内外诸方家对上古史对夏文化存在不同看法，难以得出共识的情况下，此论不失为一个新的思路。这一思路是否成立，当然得看两种语言释读成功率的高低，得看古文献和地下文物的出土如何印证，基因图谱测试如何解释。但这种另辟蹊径的努力本身，就是值得赞赏的。从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看，公元前后的日耳曼人社会发展阶段，也许有一些地方类似我们上古的情况。在这一阶段，他们的历史就是靠口头流传的神话歌谣，自己还没有文字，只在一个地方见到石头上借希腊字母刻了些东西，似乎想表达什么意思。在即将进入文明的阶段，日耳曼人迷信卜筮、敬畏神明，以狩猎兼劫掠为业，以征战为荣，军事组织严密，不事农耕，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有奴隶，有释奴，社会组织有家庭、氏族、部落、联盟，但当时的日耳曼人尚未出现众部落统一的“王”，与我们文献记载的夏王朝有区别。在最东部的一个部落伊斯替夷人也有野猪崇拜的习惯。部落或称国??有法、有王，日耳曼人部落没有一个在城廓里居住，他们不同于罗马人村落，而是逐水草而居，无石室、土木建筑，只用圆木建屋，所以没有城基建筑。他们的居住点通过考古中是很难找到建筑遗址的。 　　徐先生用鲜卑、契丹、蒙古、女直（女真）等后来入主中原的民族、氏族集团或部落联盟的习俗、语言来印证上古三代时入主中原的阿尔泰语集团，也是一个颇有创新的尝试。类似的做法在人类学上已有先例。在19世纪，人类还未全球化以前，一些不与文明世界交往的民族、部族或人种长期停留在某一文化阶段的现象比比皆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美洲的印地安人，只有部分进入早期文明，北美的印度安人还处在史前文明状态，人类学家观察这些部落社会来推测文明人类史前的状态。考察了19世纪北美部落社会的摩尔根，写出巨著《古代社会》，为理解人类早期的生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清朝女真人入主中原前不久，尚停留在氏族部落发展水平，与上古中国的一些方国的社会发展程度大概也差不太多，这是历史事实。 　　徐先生吸收当代人类学的成果，他认可人类从非洲出来后迁徙亚洲的两条路线图，一个是从阿拉伯半岛经伊朗、印度、中南半岛到东亚，一是从中亚到高加索北上，经广茅的南俄草原，或从中亚腹地通过东部的通道进入到西伯利亚和中国北方。这也不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毕竟当代遗传学从基因的角度证明，中国北方和南方有过两个略有区别的人种集团。复旦大学的金力教授也不排除北方东亚人有的来自从中亚到西伯利亚的另外一条迁徙路线，年代约在三四千年之前。徐先生则认为，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在更早时期就存在。从北方进入东亚的这一支人类，因流动性大，很可能在小亚细亚与当地的古老民族有一定联系。这一设想较为合理地解释了一些考古中不好解释的问题。 　　徐先生还从古希腊的文献中，找出了斯基泰人与后来的阿尔泰语系的民族的许多相同之处，提出古代希腊人记载的斯基泰人就是阿尔泰语系民族，尤其提出他们与匈奴或蒙古先人的关系。他对德国学者提出的藏缅语系进行了质疑，探讨了藏语与阿尔泰语系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他谈到萨满教对中国的影响，认为萨满教的卜筮不但对古代商人周人是头等大事，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依然也有影响。他认为“天”是阿尔泰语系诸族的最高崇敬物，与中国后来的天为最高神的观念也是一致的，特别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这些都是原始人的宗教观。 　　以前读蒙森的《罗马史》，常叹服西人通过语言考据历史的能力。徐先生是我见到的又一个用语言、读音来考证中国古代历史的人。清末民初，古汉语音韵学代有传人。章太炎有门生黄侃等人，民国还有“史语所”，后来迁台。当代用古汉语来考据历史者，我曾在网上看到朱学渊先生的文章，但未见其专著。 　　陈寅恪先生不愿对上古史研究，而选择了中古史，自己说是因为上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