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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同年观念及其对同年关系认同 　　摘要：同年是科举时代新出现的一种人际关系。当唐宋之世，同年概指同一年通过科举考试而人仕的人们之间的同榜关系。在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的宋代，象征着友情的同年关系被视为是融友情、亲情于一体的重要的社会关系，同年如朋友、同年即兄弟的观念普遍存在。广大士人通过各种方式对同年关系加以追叙与认同，这种基于提高社会地位、增加仕进机会、扩大交游网络等目的的认同活动，对士流社会及国家政治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宋人；同年关系；同年观念；同年认同；政治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1－0095-011 　　一、引言 　　同年关系是科举的产物，是科举时代新出现的一种有着广泛而深远影响的社会关系，它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士人间赖以交往的主要途径，也是促成唐宋以降文人频繁结党与结社的重要因素。正如著名学者王水照先生所说：同年关系“是封建时代的一种重要关系，无论对士人今后的仕途顺逆、政治建树、学术志趣和文学交游都产生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复杂影响”。可见，同年关系对士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过，就同年关系本身而言，它是一种非血缘的人际关系，在传统的以血缘为基础的交际网络中，是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次级社会关系而存在的，故同年关系的凝聚力与吸引力相对较弱。唐李绛就说：“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如李绛所言，则同年关系乃偶遇而成，既无关于亲情，又不见诸友情，是一种相当边缘化的普通关系。然而，就是这样一种边缘化的人际关系，却得到了人们普遍的认同，甚至将亲情融于其中。缘何?科甲士人对同年关系产生认同感，除了亲历试场、金榜题名的士大夫所怀有的终身难忘的科场情怀外，在科举考试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及科甲出身的士人在官僚队伍中占据优势的考试选官时代，对同年关系的追溯及认同则又是广大士人社会身份之界定、地位之诉求、交游之需要、仕进所必须的一种方式。那么何为同年认同?社会学上的认同即是指认同主体认为彼此是同类，具???亲近感或可归属的愿望。据此可知士人对同年关系的认同，乃是在社会归属感的驱使下进行的一种心理活动，即就是寻求社会归属的行为。在科举时代，官僚士大夫除了出身科甲外，出自荫恩、军功等杂途者也占有相当比例。就宋代而言，以科举为主体的选官制度，还包括学校考选、恩荫任子、摄官及流外出职等途径。在所有这些选官方式中，毫无疑问，通过国家统一考试，有皇帝亲自参与的科举选官法最受世人重视，而通过科考、金榜题名的“天子门生”们不论其社会地位、政治前途还是舆论认可度都远高于其他被斥为“杂途”出身的官僚。即使在科举内部，也存在地位不等的考试科目，自唐代就为世人所注目的进士科是明经等诸科所难以比肩的，而进士出身与诸科出身者的差别一点不比科甲出身与杂途出身的差距小。在科甲与杂途、进士与诸科并进的情况下，科甲出身、进士及第的士大夫在入仕后为了使自己有别于杂途之人，需要对其出身加以认定，这种认定要通过寻求群体归属来实现，即对自己在所属的群体中的身份与地位明确化和具体化，这就是社会学中所说的群体归属感。如就某位进士出身的官员而言，包括同榜及第的所有士人在内的官僚群就是一个同年群体，其划分的标准就是同年及第的经历及进士出身的共同性，当这位官员在及第后若干年、人们对其及第的过程及科甲出身逐渐淡忘的情况下要证明自己曾属于这个群体，就需要展示他与这个群体相关联的某些特征，而他与该榜进士中的一些知名人物的同年关系无疑是最好的证明，这便是他或其后人对同年关系加以认同的主要原因。 　　学术界对同年关系的探讨并不多见，除了陈寅恪、王炎平、何冠环等人曾通过同年关系研究唐代及宋初政治外，尚未有人做过相关之专题研究。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足以体现同年关系的学术价值，而对于历史上700多次进士科榜的同年关系及大量的同年史料，显然并非个别研究所能涵盖，尚需更为广泛的探讨。本文基于笔者对同年关系的长期关注，拟从宋时人们对同年关系的理解出发，探讨当时人的同年观念及其对同年关系的认同状况。 　　二、宋人的同年观念 　　到了宋代进士科成为国家进用人才的主要途径，进士同年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人们对同年关系深入了解与认知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士林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同年关系的见解，笔者在这里将这种见解称之为同年观念，即是宋人怎样看待同年关系的，或者说在他们的眼中，同年应是一种什么样的人际关系?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可以看出，宋人对同年有如下几种理解：首先是友情的象征，即以同年为朋友；其次是亲情的载体，即视同年若兄弟。当然，在党争激烈的宋代，这些关于同年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在对同年关系理想化的前提下提出的美好愿望，这种愿望只有在关系密切的同年之间才会实现，对于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