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哲学“是非之境”.docVIP

庄子哲学“是非之境”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是非”问题是理解庄子哲学的关键。“百家争鸣”是庄子反思“是非”的思想背景；“是非无定”的逻辑困局以及“成心”是产生“是非之争”的直接原因。在庄子看来，“是非之争”有三个弊端：异化个体的心灵，扰乱社会价值，也是“道之所以亏”的最大诱因。由此，庄子提出了“以明”、“以道”的方法，分别从心灵和天道两个方面观照外物，以消解“是非之争”对人、世、道的三重伤害，从而超越“是非之争”，而进入“理境”与“境界”相交融的“是非之境”。 　　关键词　庄子　是非之争　莫若以明　以道观之　是非之境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2-0029-07 　　《庄子?秋水》载有一段公孙龙与魏牟的对话，大意是：智慧超群、辩才无碍的公孙龙向魏牟求教，因为在面对“庄子之言”的时候，公孙龙感到“汇然异之”，并自觉“无从下口”，以至对自己的论辩能力和智慧水平产生了怀疑。这则对话会让我们联想到，在《逍遥游》中，同为名家的公孙龙的前辈――惠施，曾对庄子哲学下过“大而无用”的断语，庄子对“无用”进行了辩驳，但未论及“大”，或可说明庄子本人亦是认同“大”之评价的。这样，面对思想品质和理论主张“犹河汉而无极”、“大有径庭”的庄子，也难怪公孙龙会茫然若失了。在《秋水》中，深谙庄子学说的魏牟为公孙龙指出了理解庄子的关键，他说：“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犹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商炬驰河也，必不胜任矣!”(《庄子?秋水》)所谓“是非之竟”，据成玄英疏，即为“是非之境”。在魏牟看来，“是非之境”正是开启庄子哲学之门的钥匙，如果对这一问题缺乏理解而试图把握庄子哲学，则无异于让蚊子背负大山、让小虫渡越大河，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通观庄子哲学的理论脉络，“是非之境”的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冯友兰先生认为，庄子之所以为庄子，“突出地表现于《逍遥游》和《齐物论》两篇”；而在此两篇之中，“《齐物论》更能表现庄周哲学的特点”。我们知道，《齐物论》所处理的问题，恰恰主要是“齐‘物论’”，??如何“齐是非”。因此，鉴于在庄子哲学中的特殊地位，可谓理解了“是非之境”，便在很大程度上打通了庄学之关窍。那么，庄子怎样解释“是非之争”的产生，又为何重视“是非之境”呢?怎样评价“是非之争”，又是如何超越并达致“是非之境”的呢? 　　一、“是非之争”之产生 　　面对一个问题，如果不辨明其产生之源，则不能认清其面目，更不能消除其流弊。庄子对“是非之争”的产生根源，便有着较为详尽的探讨。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为庄子理解“是非之争”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思想背景；庄子认为“是非无定”，从逻辑与事实的角度讨论了“是非之争”产生的必然性；具体到作为个体的人，庄子认为“成心”是产生“是非之争”的直接原因。试详论之。 　　1　“百家争鸣”与“是非之争” 　　我们知道，庄子生活在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战国时代。虽然彼时社会动荡不安，战争此起彼伏，但正所谓“乱世出思想”，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之局面。自由之思想一方面给人们带了无穷的智慧与启发，成为孤悬在黑暗现实之上的盏盏明灯，照亮并温暖着残酷的时代与冰冷的心灵；但是，由于各学派之产生同为面对并试图解决时代之问题，之间便免不了“争鸣”，而有了车载斗量的相互攻讦与辩难，思想“战场”上的激烈程度，甚至不亚于列国之间残酷的争战。这种“相拂以辞，相镇以声”(《庄子?徐无鬼》)的“思想战争”的实质，一言以蔽之，便是“是非之争”。战国时代的“是非之争”，可大体划归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儒墨主要在价值论意义上的“是非”之争，一种是名家在认识论意义上的“是非”之论。 　　在以儒墨为代表的主流学派看来，“是非”无疑是一个“大问题”，有着毋庸置疑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是非”是“判教”的重要依据，“以儒为是、墨为非”的便是儒家信徒，“以墨为是、儒为非”便是墨家信徒，“是非”正如无垠思想疆域上的“国界线”，圈定着各学派的“思想国”。另一方面，儒墨之“是非”不是单纯的理论构建，而有其现实关怀与理想期许，他们呼唤的是不同品质的圣人，宣扬的是不同理型的盛世，亦构建着各学派的“理想国”。因此，“是非之境”在先秦思想的浩大氛围中。是思想问题，也是理想问题。 　　以惠施为代表的名家，代表的是先秦思想中纯粹智性的一面。“思想”在他们眼里或许并无价值与意义，而只具有逻辑功能与论辩价值。司马谈论之为“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史记?论六家要旨》)；《庄子?天下》篇也说名家“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从《天下》篇所载的惠施“历物十事”来看，名家思想的确全然不顾常识，“是不是，然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