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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北宋东京商业繁荣原因 　　 宋代在我国历史上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即处于我国封建社会承上启下的变革时期。虽然北宋建国后有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与宋朝对峙，积贫积弱成为宋政权的明显特征，但宋代的经济却始终处于上升的趋势，商品经济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城市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明显增加，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地位日趋重要，成为我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变化，特别是北宋的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更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最为繁荣的城市之一。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使北宋的商业也繁荣起来。北宋商业繁荣的程度超过了唐代，唐代全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仅13处，到北宋中期，全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增至46处[1]，如成都、兴元（陕西汉中）、建康、杭州等都是著名的商业大都市，其中都城东京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东京因地处汴河和黄河的交汇处，自唐代以来就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舟车辐辏的水陆都会，入宋后更为繁荣，有人口几百万以上。城内店铺林立，计有6000多家，街上熙熙攘攘，车马拥挤，行人不可驻足。商店彩楼相对，旌旗招展，“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2]。 　　宋代商业的发展大大超过了以往历代的水平，如果说唐代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则两宋商业的发展又超过了唐代，进入比较成熟和高度繁荣的阶段。究其原因，主要是定都的优势、商人的作用、官吏的作用以及前几代奠定的基础等几个方面。 　　 一、漕运对都城的作用 　　 北宋的都城东京位居于水陆交汇地带，尤其是地处漕运中心这一独有的优越的地理位置，是洛阳、长安无法比拟的。开封，地处黄河下游，交通便利。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汴州位居咽喉之地，地位日显重要。至唐代，汴州已是“自江、淮达于河、洛，舟车辐辏，人庶浩繁”[3]的雄郡。尽管如此，汴梁直到五代才真正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汴州水陆要冲……是四通八达之郊”[4]，北宋建都于此，正式利用了这些条件。 　　北宋时的东京，是历代都城中河流最多的城市。据《宋史?食货志》“漕运”条说：“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由此可见，河流以开封为中心向外辐射，转运漕粮，供应东京。当时通过汴河输入东京的物品，其数量之多，简直到了无法计数的地步，广济河和惠民河等仅岁漕粮一项就达六十余万石，汴河“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内外仰给焉”[5]。当时的汴河，不仅通漕运，而且可以通商运。故汴河对京师“乃建国之本”[6]。北宋统治者还在这里屯戍重兵以宿卫京师。这样，就使漕运显得更为重要，“非都四通五达之郊，则不足以养天下之兵”[7]。北宋东京内外城面积大致相当于唐长安的四分之一，但以开封府为中心的城内外居民，最低估计为100万，最高估计竟达500万[8]，供养成了第一大问题，“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9]。吃饭问题，残破后的长安和洛阳皆不能解决，只有凭借水道转运漕粮的开封才能胜此重任。东京水陆运输发达、联系区域广、商业繁荣、物资充足，不会发生粮食恐慌，开封的百万兵民皆恃此为生，这也是北宋东京商业发达的原因之一。 　　 二、麇集大商人的作用 　　 据《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东京的商人满街都是，有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有在街角搭个铺子卖茶水便饭的，而东京城里最多的便是大商人开设的酒楼茶坊。东京城里“正店七十二户”，小酒家更是数不胜数，茶坊数量之多，是随处可见的。此外，东京妓馆业也很多，歌姬、舞姬满街都是，如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合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嫌面上，以待酒客呼唤”[10]。 　　虽然说“无奸不商，无商不奸”，但是商人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宋代商人承担了商业贸迁有无，调节余缺的责任，成为联系城乡经济，联系生产和消费的发重要结纽带。特别是这些大商人都是一些资金雄厚、消费能力很强的消费性群体，因此对东京茶坊、酒肆的繁荣和发展，乃至东京商业的繁荣和发展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官吏及其附属人员的作用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普遍重视经济利益，利润观念也随之萌生，社会各阶层开始热衷于经商，因此官吏也纷纷加入了经商的行列。早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官僚经商的现象，但只占次要地位。此后，贵族、官僚经商谋利日益增多。从北宋中期开始，“仕宦之人”，“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贸迁往来，日取富足”[11]。一般官员如此，大臣们也极少例外，甚至身居相位者，还“专以商贩为急务”[12]。如大臣夏竦“性贪，数商贩部中。在并州，使其仆贸易，为所侵盗，至杖杀之。积家财累巨万，自奉尤侈”[13]，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夏竦甚至东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