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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近代广西商界发展 　　 摘 要：广西商界在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对革命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甚至是支持。他们在辛亥革命前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致力于新式教育文化事业、创办近代企业、倡导立宪及地方自治，既为自己谋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又在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发动准备了一定的条件。辛亥革命后，广西商界借助传统的力量和社会公益事业实现其近代转型。 　　关键词：辛亥革命；商界；广西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6-0100-05 　　 　　收稿日期：2011-10-15 　　作者简介：廖建夏（1965-），女，广西横县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广西地方史研究。 　　 　　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处于救亡图存的紧要关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大力介绍和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观念，倡导推翻丧权辱国的清王朝，以革命救中国。革命派的大力宣传与倡导，促使广西商界将眼光从一己之身家财产转而移注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从改良走向革命。 　　 　　一、辛亥革命前广西商界的变化 　　 　　闭塞的地理环境、频繁的战乱以及落后的耕作技术，使得近代广西经济远落后于东南各省。自北海、梧州、龙州、南宁等地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广西便成为外国商品任意倾销的场所。打破了数千年自然经济封闭状态，在商品流通领域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西江流域和桂东南地区的粮食等农副产品以梧州为集散地，运销粤港。大批善于捕捉商机的粤商来到梧州、南宁、柳州、桂林、百色等地区经营进出口贸易。梧州自1897年开埠后，开关短短几年里进出口数额出现成倍急剧上升态势。洋货充斥广西市场，逐渐变成了城乡人民经济生活中不可减少的日用必需品。20世纪初，桂东南地区的家庭手纺织业奄奄一息，自然经济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已经解体。地方官员在奏折中提到“穷乡僻壤，未有不用洋货者”，反映出洋货强大的渗透力。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科举入仕之路被堵死，不少士绅科举功名思想也越来越淡化，而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促使清末商界民???主义思想萌发，一批具有功名地位的士人也纷纷投身于工商实业，他们把对职业的追求从官场转移到了实业界。许多商人意识到一己之身家财产与国家的存亡息息相关，开始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从而也滋生其群体认同感和初步自治自立思想。新兴商人群体实力不断增强，一种跨地域、跨行业的转型商人组织――商会，在晚清政府经济政策转变和国家行政控制力度减弱的过程中建立起来。商会的诞生使商界破除了传统行会的限制，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各行各业共同的新型社团组织，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新兴社会群体。近代广西商会组织始于1907年建立的梧州商务总会，此后，一些重要的工商业城镇纷纷仿效建立相应的商会组织。据统计，1907-1912年，广西商会数历年统计累计达36个[1]。商会的形成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2]，也是以往“不谙贸迁”、“不知商贾”的广西民众近代商业意识觉醒的反映，他们作为一个组织，一个团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通过选举来建立组织机构，通过平等参与来协调内部的关系。 　　清政府1898年开始推行“新政”，实施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的新经济政策。广西地方政府拨出部分财政收入，于1906年开始贯彻执行“新政”，包括举办军事、法政、测量、蚕业、师范等各类专业学校，创办贺县煤矿、锡矿厂、梧州炼锑厂、桂林公费纺织习艺厂，梧州、桂林等地官办手工业的商品生产有所发展，设立奖励工商业的“劝业道”，延聘全国各地有革新思想的人才到广西讲学或工作等。新式经济组织，诸如工矿企业、铁路公司、农垦公司等的出现，为士绅提供了新的活动场所和职业。清末士绅阶层大规模地从事工商实业，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并通过城市基础设施、公益慈善事业逐渐在地方经济与政治事务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清末各种政治力量中居于中坚地位。 　　 　　二、广西商界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甲午战争之后，国内就掀起了要求政治革新的浪潮。康有为曾两次到广西讲学，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变法维新运动在广西活跃起来。立宪派在广西商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对清政府无力维护国家利益，资产阶级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也越发失望，特别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广西商界不少人逐步从立宪派变成了革命派。广西商界对辛亥革命的支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创办报纸和办学，宣传反清思想，支持革命党活动。同盟会以《广西日报》为喉舌，除了宣传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思想外，为了争取商界的关注和支持，也会刊登工商行情。同盟会员雷鲲池在“恒益经纪行”任司理，以该行为同盟会的秘密机关，在银狮巷府城隍庙邕北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