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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寻找自己归途 　　关于人与土地的关系，确实值得探讨。因为人与土地有一个我们至今未知的深切关系，我们还没有弄清楚，可能永远也弄不清楚。这个题目太大了，对于写作者来说，也没有哪个作家在写作时想这么大的问题，且抱着必须把它搞得一清二楚后再动笔创作的，这是不可以的，也是不可能的，更是不可行的。有人说我要写一部关于土地的关于大地的作品，这纯粹是扯蛋。赛珍珠的写中国安徽农村的长篇干脆就叫《大地》，英国吉本的《苏格兰人的书》也是写大地的，法国有一批作家也喜欢写大地，比方吉奥诺和卡里埃尔，挪威的哈谟生写过《土地的成果》，美国的斯坦贝克也喜欢写土地。拉美作家更是钟情于此，比如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写人、大地和庄稼的《玉米人》，我认为都没写清楚。我的写作感受是，作家最初的写作冲动，只能想得更小一些，而不是更大一些，只能想窄一些，不能想宽一些。这个土地如果不是与我们的心灵发生纠结，强烈骚扰过我的神经，这个土地再大，再重要，就是生长黄金，也与我没有关系。这个土地不是我的，这个土地上生活的人也不是我的。关于土地和农村，不管它是叫什么，叫土地也好，叫大地也好，叫农村也好，乡村也好，叫故乡也好，故土也好，或者叫一棵树，一株野草也好，一个夜晚一条田埂也好，这是无所谓的。它的叫法对作家无所谓，作家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叫法才去投向它，是因为我早就站在那里，我的灵魂早就在那里徘徊和游荡。我说作家要想得小一点、窄一点，这是与他的内心隐秘和归宿感有关的。比如这些年我喜欢在乡下跑，挂职。过去我是在别人的故乡神农架，现在则是在自己的故乡荆州。我想了什么呢?我肯定想了许多。但我肯定不会想得那么华丽和高深，那么胸怀人类放眼世界，并且真以为作家就能指点江山，替天行道?作家正是因为他的渺小，才显出他的伟大。屈原在死后的一千年里，受到的指责和诟病远远多于对他的肯定，一千年后这种情况才有改观。说的就是他这人狭窄，是个典型的政治狂徒。他的诗翻来覆去就是说楚怀王对自己如何不好，自己多么委曲，唠唠叨叨，疯疯癫癫。甚至许多大学问家都对他的作品???为人发难，认为他的东西不可取，全是呓语、狂妄，他投江自尽更是没有必要的荒唐之举。说穿了，就是说这个人气量狭小、狭隘、狭窄。其实正因为他的狭小、狭隘、狭窄，成全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如果他气度非常宽阔，一切不当回事，奉行好死不如赖活，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太阳照常升起，对我的国家和人民从来就没绝望过，文艺作品应该给人温暖、希望，我个人的遭遇不足挂齿，无足轻重，一切以大局为重，和谐社会万岁，请问还会有这个屈原和他的《离骚》、《天问》和《九章》吗? 　　我这些年在乡下跑，在山区跑，仅仅是喜欢，能让自己轻松和喻悦，还有一种逃避。因为作家是一种逃避的职业。我在乡下边走边想，边走边看，边走边记，我的想法越来越简单甚至微小。我发现我这么写作和行走其实不过是在寻找自己的归途，找到个人的、我陈某人的回去的路，如此而已。有时候我面对田野和庄稼，的确非常感动，非常满足，我就想写不写有什么要紧呢?我当然可以写一点，用作品去看望一下故乡和田野，至于外面世界获得的一切，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这样的一个渺小的人的肩头，真的承载着改造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重任吗?我不相信，更不希望如此。人出去，最终会回到以往。走得越远，越想回到过去。你以为你走得很远了，不想回来，你拥有了显赫的未来和宽阔的空间，你的写作是坐的高铁、动车组、新干线，但是，你拥不拥有一条小路可以让你回去呢?回去就是你写作最远的地方。这一条归途，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就是写作和行走的漫长过程。创作是另一种回家。而且是在孤独的黑夜摸索着回家，其他人无法帮你达到，也无法与你相随。每一个人回家的方向都不同，这也是写作之所以备感孤独的原因。 　　这就好解释我为什么要写乡村与土地。因为它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与我的亲切的记忆和成长有关。对我而言，写乡村是充满快意的，乡村是有热度的。我知道它的水温。更冷的，更滚烫的地方我不会去染指。这种热度恰好能温暖自己，等温暖够了，再有可能去温暖别人：它还能快意自己，在许久以后，还有可能去快意别人。这么一种对题材的选择和写作及行走的方式，与其说是对土地和农民的关注，不如说是对自己曾经熟悉气味的方向定位，通过此，去辨认和拥抱回家的路径。 　　因为我自己的写作是我内心的倾泻，我不大会在意外界的看法，也不会去研究我与书写的对象究竟存在着一个多么深刻多么厚重???么复杂的关系。其实说穿了它是一个天然关系。一个作家的内心世界，在寻找精神和肉体双重归宿的途中，将要甩掉九十九个世界，只留下一个世界。就像他要甩掉所有的年龄，甚至是最美好的年龄，留下一个别人谁也不要的年龄，一个衰老的背影。在这一个世界里的主人也许是残破不堪的，伤痕累累的，这不要紧。身体对他毫不重要了，因为他用作品为自己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