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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对目击证人辨认信心影响 　　摘 要 探讨辨认主持人对目击证人的辨认给予不同反馈对其辨认信心的影响#65377;213名被试参加实验#65377;先看一段模拟罪犯逃逸时的录像,然后对11张相继呈现的人像照片做辨认和确定程度的判断#65377;随机给予肯定#65380;否定或没有反馈之后,被试做辨认确定程度和其他一些相关问题的判断#65377;结果表明,辨认错误的证人在得到肯定反馈后,受到的影响较小;而得到否定反馈后,受到的影响较大#65377;不同专业背景#65380;不同性别的被试受到反馈的影响也有所不同#65377; 　　关键词 辨认主持人,目击证人辨认,反馈,辨认信心#65377; 　　分类号 B849 　　 　　 1 前言 　　 　　目击证人辨认在国内外刑侦与司法体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国际心理学界开展证人心理的研究已经多年,并且在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路[1]#65377;证人对案情知觉#65380;识记后,将所目睹的事实存储在记忆中,在向执法机关陈述时,将头脑中存储的关于案件的事实以回忆或再认的形式提取出来,这就是证人辨认的心理过程#65377;但是,在实际辨认中,即使证人自愿提供证言,尽量客观描述,也会受到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从而使证言在一定程度上失去真实性,并可能导致对被辨认对象的不公正判决#65377;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对证人辨认的准确度提出质疑[1]#65377;50年代,心理学领域兴起了对记忆和元记忆的研究,强调对记忆策略#65380;过程和记忆内容进行监测#65380;控制,由此间接促进了对目击证人辨认的研究[2]#65377;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的证人研究大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对评定者变量(estimator variables,也有译为估计者变量)的研究,另一个是对系统变量(system variables)的研究[3]#65377;评定者变量影响证人在目击案件时的感知情况,同时也影响到对案情信息的提取,在实际辨认中无法由执法人员来控制#65377;系统变量是在证人辨认中可以被控制的变量,能够防止目击证人在作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65377;目前关于系统变量的研究集中在:目击证人在目击事件和提供证词之间的时间间隔;目击之后其他可能影响证人记???的事件;辨认时向目击证人呈现照片的方式(同时还是连续呈现);司法人员向目击证人提问的方式;目击证人的判断方法;目击证人信心的可塑性等等#65377;相对于评定者变量,系统变量的研究有更大的意义,即有助于避免和减少一些人为的过失和错误#65377; 　　在众多的研究中,证人的辨认信心得到心理学家的极大关注#65377;因为无论是在西方国家的司法审判中,还是在国内的刑事侦察中,证人的自信心都会直接影响到对其证言的采用#65377;一段时间里,人们曾经认为,证人的辨认信心仅仅受其个性和对事件的记忆效果的影响,属于评定者变量[3]#65377;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执法机关对辨认现场的控制情况也可以影响到证人的辨认信心#65377;因此,近年来,人们倾向于把证人的辨认信心作为系统变量来考虑,并把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何避免司法人员对证人信心的?影响上#65377;?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证人的辨认是否准确,只要证人表现得信心十足,他的辨认结果就会受到很大的重视,执法者更愿意相信自信证人的证词#65377;1982年,Rahaim 和 Brodsky曾经调查了42名执业律师,询问是否认为自信证人的辨认更正确,结果64%的律师认可这种说法[4]#65377;1983年,Brigham和Wolfskiel调查了在Florida的69名国家检举人,结果75%的人相信自信证人的辨认结果会更正确[5]#65377; 　　在欧美等有陪审团制度的司法体系中,陪审团的意见也会影响到法官的判决#65377;Lindsay#65380;Wells 和 Rumpel在1981年的实验证实,当证人不太自信时,陪审团会对证人的作证条件给予慎重考虑;但当证人很自信时,陪审团往往就忽视了证人的作证条件;当陪审员不敢相信低自信证人时,就可能更倾向于相信高自信的证人[6]#65377;陪审团对于证人辨认自信的关注要大大多于其他因素#65377;相对于辨认自信这个因素,证人证词里关于凶器#65380;暴力行为#65380;被辨认人特征等的阐述,对陪审员的影响则相当小[7]#65377; 　　但是,证人的高度自信并不意味着高度的准确性#65377;大部分研究显示,证人的辨认信心与辨认的准确度相关不大#65377;1989年,Cutler 和Penrod检查了9个测验辨认前信心和辨认准确度之间相关的研究报告#65377;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