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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用怎样态度去谈“性” 　　著名性学家、心理学家Sanderijn 教授来自性爱观非常开放的荷兰，她在中国举办性教育专项培训，看到学员们对性更开放、更包容的态度，她感到自豪。其实，接纳、包容不同的性态度、性取向，也是许多中国学者所倡导的，李银河、朱雪琴，就是他们当中的代表 　　“虽然步履维艰，但是我们慢慢努力吧。”在两会刚刚结束的北京，社会学家李银河已经是11年来第4次委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帮助提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了，但这一次，还是没什么结果。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的价值观一直与主流脱节，并因此备受诟病。 　　“您对同性性行为如何看待？”在《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进行的一项调查中， 89.5%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其实，近年来，中国人的性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不反对”的态度去对待他人。 　　接纳、包容不同的性态度、性取向，也是荷兰著名性学家、心理学家Sanderijn 教授所提倡的，2月底至3月初，她来北京，在中国首次举办大规模巡回性教育专项培训，在培训即将结束的时候，她在课堂上欣慰地对学员们说，“看到大家探讨性话题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性更加包容的态度变化，我真是为你们感到自豪，这样跟你们交谈就会容易多了。” 　　《小康》记者不仅走进Sanderijn 教授的课堂，了解了荷兰人的性教育理念，还在课堂之外，就中国人的性观念变迁、“守贞”、性教育缺失等话题，与中国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社会性别学者朱雪琴进行了交流。 　　 　　所有的性取向都值得尊重 　　《小康》：建国以来，中国人的性观念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朱雪琴：中国人性观念的改变，有几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婚姻法》的颁布，一夫一妻制得以在全国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二是禁娼运动，1964年宣布消除性病，违反一夫一妻制的性成为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问题；三是扫除封建迷信活动，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那些制约性行为的“阴阳之说”以及能够限制性行为的一系列宗教制度和组织得以瓦解。 　　“文化大革命”时期，性被愈加政治化，形成了“无性”的文化。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到1980年代，属于中国“性革命”的发生期。期间，单位制的瓦解使得社会控制得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让人们的性从单纯的以“生殖为目的”逐渐趋向以娱乐为目的；1980年修改的《婚姻法》，将离婚的标准定为“双方感情破裂”，这使得在人们的价值观中，婚姻对性行为的控制逐渐薄弱，离婚率上升，非婚性行为越来越多，社会逐步形成了对性越来越宽容的态度。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更加“性化”，具体表现为更多的事物和现象被赋予性的意义，社会对性的控制更少了，性别差异出现中性化现象，有关性的词语越来越多等等。 　　《小康》：在看待“无爱的性，如一夜情”方面，中国人显得比较开放了，58.8%的受访者选择了“理解但不赞成”。 　　李银河：我认为将来同意把性和爱分开的比例是会增高的，至少有半数的中国家庭的结合不是因为爱。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做的婚姻质量调查的结果是：“你爱对方，对方也爱你”的只有50%。中国传统的婚姻根本不看重爱情，是夫妻之间过日子，它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买卖婚姻等等。解放后才开始强调感情，结婚之前要谈恋爱。 　　《小康》：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男??和女性对待性的态度有很大差别，男性比女性显得更开放。这个差异在未来会不会有所改变？ 　　李银河：西方性革命的时候，一个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女性在所有指标上赶上了男性。在中国，男女差距一直是很大的。我觉得这是对男女的双重标准造成的――比如男性有婚外情，基本是给正面评价，大家认为这个男的肯定是特别有钱、有魅力；而女的要是有婚外情，就说她一定是个坏女人。目前看，男女差距有逐渐变小的趋势。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 　　 　　“不婚”“守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小康》：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结婚年龄有越来越晚的趋势，出现了大量的所谓“剩男”、“剩女”。这会对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态度产生什么影响？ 　　李银河：“剩男”、“剩女”出现的前提是有“人必须结婚”的观念，我认为应该给人更多元的选择，而不应该给人施加这种“必须结婚”的压力。在北欧国家只有一半的人结婚，在匈牙利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人结婚。中国的这种习俗，使得有些同性恋都要与一个异性结婚，这在国外是不能想象的。 　　朱雪琴：这一方面和女性经济及社会地位的上升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人们难以改变的“择偶梯度”观念有关，女的总是往上找，男的比较愿意往下找，最上层的女性和最下层的男性比较容易被“剩下来”，这也和中国过去的重男轻女性别观念导致的出生性别比失衡有关――男性出生人口大大高于女性。 　　但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剩男”和“剩女”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