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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有怎样权利义务观 　　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是明确法律关系主体参加法律活动的重要保障。在实际教育教学工作中，每一位教师具体拥有怎样的权利义务观，则直接影响其义务的履行和权利的享有。 　　一、权利与义务相互依存的对等观 　　教师的权利和义务应是对等的。马克思曾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因此，就不应存在只享有权利而不履行义务或只履行义务而不享有权利的教师。这在《教师法》的相关规定中就可发现。如：（1）《教师法》第7条第1款规定教师有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的权利，同时第8条第2款规定教师负有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的义务。这就说明，教师不是想教就教，不是想怎么教就怎么教，而是必须接受有关义务的约束。（2）《教师法》第7条第2款规定教师有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同时第8条第3款规定教师负有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的义务。所以，教师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从事某方面的学术研究是一回事，对于学生的宣传教育又是一回事。这就是所谓的科学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因为学生的可塑性较大，明辨是非能力不够强，有些尚不成熟的学术观点不能简单传递给他们。（3）《教师法》第7条第3款规定教师有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的权利，同时第8条第4款规定教师负有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义务。在2001年启动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中，非常强调对学生评价观的转变，即由原先侧重甄别、选拔的评价观转向侧重促进发展的评价观。所以，教师虽然拥有评价学生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的行使应以促进学生发展为限。而不是过早地、随意地给学生贴上形色各异的标签。（4）《教师法》第7条第6款规定教师有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培训的权利，同时第8条第6款规定教师负有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的义务。这就说明，教师不但有自我发展、提高的权利，也有自我发展、提高的义务。正所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方可为师矣。此外，《教育法》第32条明确规定：“教师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教师的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教育教学既是教师的权利，更是教师的义务，教师只有在履行了这一基本义务之后，才能享有相应的“职业权”。 　　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是互为条件的，但是实际生活中却常常发生矛盾。这并不奇怪，因为理论和实际是存在矛盾的。理论上、逻辑上说权利和义务是相等的，原则上是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权利就有什么样的义务，有什么样的义务就有什么样的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情况就不这么简单明了，“原则的”是应该的、理想的，“实际的”却离原则和理想还有相当距离。这不仅因为事情轻重缓急因而有处理的先后，更因为社会制度的弊端和利害冲突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失衡。权利与义务的这种“原则的”与“实际的”距离，应然与实然的矛盾，可以尝试通过教师权利与义务的位次观来解决。 　　二、义务第一、权利第二的位次观 　　位次观是指，在具体的工作情境中，教师应该将自己的义务和权利，如何加以排序的问题。即教师是将自己的义务放第一位，权利放第二位，还是将自己的权利放第一位，义务放第二位呢？ 　　按照一般认识，在具体的工作情境中，管理者往往把被管理者的义务放在第一位，把被管理者的权利放在第二位。被管理者往往把自己的权利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义务放在第二位。由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不同的权利与义务位次观，往往会发生一些误会、矛盾，甚至是冲突。具体到学校领域，学校的管理者（如校长、中层管理干部等）往往会把普通教师的义务放在第一位，把权利放在第二位。他们安排某位教师去做某事时，不是不考虑教师的权利问题或者说待遇问题，而是先考虑教师的义务问题，再考虑教师的权利问题。换句话说，学校管理者对于教师权利的尊重是建立在教师义务履行的基础之上。作为普通教师，往往会把自己的权利放在第一位，义务放在第二位。他们在去做某事时，不是不考虑自己的义务问题或者说职责问题，而是先考虑教师的权利问题，再考虑教师的义务问题。换句话说，教师对于自己义务的履行是建立在权利的尊重之上的。学校管理者与教师之间权利与义务位次观的错位，往往会带来不必要的矛盾。比如说，校长安排某位老师去做某件事情，某位老师可能会问校长，做这件事情能有什么待遇。校长可能回答，事情都还没有做，谈什么待遇呢？事情做好了自然会有待遇。教师则认为，待遇没有事先说好，就不好去做事情。校长给一份钱，我就干一份活，给一份钱，我干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