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法治和国家能力——对近代中国法制.pdfVIP

《研究报告》征稿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CCGA ）系北京大学下属的 学术研究机构。本中心愿与国内外优秀学者密切合作，促进对重 大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以期为国家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专业参考 与建言。 《研究报告》是我中心主办的内部交流刊物，刊发讨论重大 问题、提出不同于众的观点、并有扎实根据的文章。我们希望促 进中国学派的兴起，特别支持有中国视角的研究成果。文章议题 不限，篇幅约为一至三万字。凡在本刊刊发的文章均属本中心资 助的研究项目，由本中心支付研究经费 5000 元（税前）。凡向 本刊投稿并采用，均视为作者同意由本刊通过网络、电子杂志等 方式传播该作品。如有例外，请书面说明。 欢迎关注中国发展的各界人士不吝赐稿！中心编辑部联系方 式请见封底。 联系方式：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编辑部 地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B106 （邮编100871 ） 电话：86-10-6276-5667 传真：86-10-6276-0762 电子邮件：gccga@ ，gccgapku@ 网站：, 反馈意见敬请联系编辑部 变法、法治与国家能力 ——对近代中国法制变革的新理解 支振锋 No.2010-09 日期：2010 年9 月15 日 内容提要 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中，法治不是主导性话语；革命、 战争与经济建设而非法治才是近当代史的主题。这启发我们认识 到，近代中国法制变革的最初使命并非“以法治国”，而是“以法强国”。 因为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最为急迫的任务是增强国家能力 以抗外侮，平内乱，应对危机。清末的法制变革之所以失败，就 在于它未能成功地增强国家能力,以应对这两个挑战。结合政治学、 史学与法学的分析可以发现，法治只是常规社会的稳定器，在大 变革的社会中，它并不能增强国家能力以对外驱逐侵略，对内重 构秩序。法治之要旨固然在于限制专横的国家权力，但在所谓后 发国家，法治的建成仍有赖于强大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就是理 解近代以来中国法制变革的一个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研究报告》是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CCGA ）的刊物之一， 展示就重大问题所做出的研究成果。  支振锋，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No.2010-09 变法、法治与国家能力  ——对近代中国法制变革的新理解  一 如果说1840 年以来西寇的一再入侵对中国的影响还只是 逐渐从沿海波及内地的话，那么1895 年蕞尔小国日本在甲午 海战以及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才真正地教训了中国的知识分 子，迫使他们从思考器物与科技转向了思考制度和文化。八 国联军入侵、京城沦陷、两宫“西狩”，加剧了这种变革的紧迫 感。无论是为挽救自身的统治还是为避免整个国族的沦亡， 清廷都不得不真正从制度上改弦更张，“修律变法”遂得登上历 史舞台。 在今天的法学知识分子们的想象中，清末修律变法热闹 无比。然而，揆诸历史，在整个清末新政中，法制变革实在 不是最核心的部分。在当时和后世引起更多关注的，是废科 举、行国会。而如果将眼光放到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 革的话，我们也会发现，1840 以来法律与法学沉寂了几乎一 个半世纪 ，在主要的社会、政治运动中法学知识分子几乎完 全失声。在鸦片战争之后、修律变法以前，无论是维新派、 - 1 -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No.2010-09 洋务派还是变法派，都只商战、洋务、民主，法治或法制虽 偶被提及，分量却很轻。在林则徐、魏源、郑观应、王韬、 薛福成、洪仁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王国维、章炳 麟甚至严复等人那里，法律及法治建设都没有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