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隐于“与民同乐”后心灵之路剖析.docVIP

潜隐于“与民同乐”后心灵之路剖析 　　人们在探讨《醉翁亭记》一文的主旨时，往往根据文中大量关于“乐”的描写，如“山水之乐”、“宴酣之乐”、“游人之乐”、“禽鸟之乐”和“太守之乐”等而归结到“与民同乐”这四个字上，忽视了对文本后所潜隐的作者心路的剖析，从而忽视了一个直面磨难、刚强乐观、昂扬不屈的主体形象。 　　欧阳修至此已有两次贬官的经历。第一次是1033年，29岁的馆阁校勘的欧阳修因为痛恨左司谏高若讷对范仲淹的毁谤，愤然写下了著名的《与高司谏书》，怒斥其为“君子之贼”，讽刺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信末还挑战地的提出：“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不想高若讷真的将这封信上奏朝廷，欧阳修被加上“显露朋党之迹”的罪名，贬为峡州夷陵令（今湖北宜昌）。 　　1045年，范仲淹等人受到以夏竦为首的保守派的诬陷，被迫自请外任，被罢免相位，新法也随之被废止。这时，欧阳修又站出来了，他因“慨言上书”，为范仲淹、为新法讨说法而触怒了当局者，被借故下狱，接着贬为滁州知州。次年，也就是1046年，年仅40岁的欧阳修写下了天下闻名的《醉翁亭记》。这里的“故”牵涉到另一桩公案。 　　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欧阳修之妹嫁给张龟正，不久守寡，两人无子，只有张龟正前妻所生一女。欧阳修怜悯她们，便把妹妹和外甥女接到自家。外甥女成人后，嫁给了欧阳修的远房侄子欧阳晟。可这个外甥女竟与家仆私通，被发现后送到了官府。当时开封府尹钱明逸和欧阳修有矛盾，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外甥女突然揭发欧阳修和她有不伦之情，并欺占她家财务。钱明逸还用张氏的家财买了田地，写上了欧阳修的名号，制造伪证，罗织罪名，诋毁欧阳修。欧阳修辩解说：“她在我家还是个小孩子，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大内诗人、中书舍人钱勰说：“你不是写过一首好词吗？‘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这就是证据。” 　　欧阳修上表为自己辩白。仁宗皇帝亲自给欧阳修写了手诏安抚，维护了欧阳修的名声。但中书舍人钱穆及其父亲钱勰仍不依不饶，坚决弹劾欧阳修。宋仁宗无奈，在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一纸诏书，罢免了欧阳修的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的职位，将他贬到滁州当知州（今安徽滁县），时年39岁。 　　为君王所弃导致理想受挫，为小人所谗又致名声受损，这双重的打击怎能不让人郁闷悲苦呢？ 　　根据心理学中的“应激”理论，当一个个体受到物理、心理或社会文化方面的刺激（强制）后，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反应，如焦虑、抑郁、不满、厌烦、愤怒、压抑、心理疲劳等反应。自然，刚刚贬官的欧阳修心情也会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有上述消极的反应，这可以从他的一些诗歌中得到应证。如《赠沈博士歌》中的“空岩悲风夜吹林，山溜白玉悬青岑”，“泉淙石乱到不平，指下呜咽悲人心”，“死生聚散日零落，耳冷心衰翁索莫。国恩未报惭禄厚，世事多虞嗟力薄。颜摧鬓改其一翁，心以忧醉安知乐”；《赠沈遵》中的“尔来忧患十年间，鬓发未老嗟先白”；《题滁州醉翁亭》中的“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 　　但是，带有这些孤寂郁闷悲苦情感的诗在作者的诗词篇中数量有限，乃至在《醉翁亭记》中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是作者的闲适悠然、坦荡乐观的情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欧阳修经过了怎样的心灵之路而达到了这样至高的境界？ 　　也许是滁州秀美的山川抖落了作者内心的惊悸，抚慰了他受伤的心灵，因为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她不仅给人以生命，更给人以栖息的家园。中国哲学思想中最核心的观念大概就是“天人合一”，《易经》有云：“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所谓“天”就是宇宙，就是大自然，人与自然息息相通，天地因人而有了灵气，人因天地而有了居地。所以，当士大夫们处于恶浊的政治环境中时，往往会退居到大自然的港湾，让大自然来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如陶渊明的“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李白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等。特别是在政争失败、贬官外放时，士大夫们也会在大自然中抖落内心的惊悸，像柳宗元那样“机心久已忘，何事惊麋鹿”？ 　　由此可见，在山水中寄托贬谪之情，是士大夫们最常用的方式。自然，在四面环山、宛如世外桃源的滁州城，有“林壑尤美”的西南诸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沿着山路走上六七里，有“水声潺潺，而泄出于两峰之间者”的酿泉；有“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的醉翁亭；还有那赏不尽的“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的朝暮之景和“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的四时之景，当然会使作者朝往暮归，欢乐无穷。 　　寄情山水，忘却烦恼，是贬官的相同选择。但是，是不是真的就能忘却烦恼却不一定。最典型的莫过于柳宗元，他以发现小石潭的“乐”开始，却以小石潭的“凄神寒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