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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课程现代学校策划着力点 　　现代学校策划涉及到学校教育实践工作的方法面面，诸如：办学的基本理念设计、学校体制与制度创新、学校物质以及硬件建设、课程与教学改革与探索、教师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学校文化建设等。但是，课程与教学无疑是这些工作的核心，学校的任何工作都是围绕课程与教学工作开展起来的。因此，追求适合学校基本理念，个性与共性有机统一的课程是现代学校教育策划的着力点。 　　 　　追求特色是课程发展的基本追求 　　课程是用来促进学生发展的根本载体，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课程的根本价值在于它的教育性，对课程教育性的不同理解就形成了不同的课程观，在不同的课程观和教育目的的作用下，具有个性特征的课程也就形成了。从整个课程变革过程看，课程的发展经过了相当长的路程，形成了各具不同色彩的课程样态，特别是近代课程形成以来，课程研究者自觉意识提高，课程流派分呈，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可以说，课程发展史就是不同各具特色的课程流派争奇斗艳的历史，中外教育发展史上，教育家办学过程中，凸显了特色课程的发展历程。在以往的教育研究中，对课程思想与流派的研究成果颇丰，然而，注意从特色这个角度对中外课程发展历史进行梳理，以前人所做的工作还不多，因此，有必要将教育发展历程中有意识地追求特色的过程作一简要梳理。 　　从历史上看，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而且文明从未中断的泱泱大国，这与我们对教育的重视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古代教育非常发达，在课程思想上有着很深刻的理解，从而形成了形式多样的课程形态。比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就孕育形成了不同流派的课程。春秋晚期的孔子以“仁”为核心，删定“六经”，并以此为内容，奠定了具有儒家特色的课程形态，并深刻影响中国后世。战国时期墨家创始人墨子对课程有独到的理解，他的课程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儒学思想加以改造，“以‘述且作’的原则，对儒家的教学内容，采取了择善而用之、对不善者则非之的态度”；第二部分是反映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如墨经中的光学、力学择善；第三部分是反映逻辑学和认识论的知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这时期各具特色的课程在其他学派中反映非常明显。至此以后，虽然儒家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占有主导地位，但课程形态和内容方面并不是铁板一块，例如：秦朝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法家课程体系；汉代汉武帝遵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之后日益发展的经学课程和民间私学兴起之后，形成的以《苍颉篇》《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等为代表的蒙学课程；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玄学的兴起而出现的玄学课程，颜之推的家学课程；出现于魏晋、兴起于隋唐的佛学课程；在佛学思想影响下，宋明时期的朱熹等人的理学课程、王阳明等的心学课程是中国儒学课程发展新的形态。 　　到了近代，受“西学东渐”影响，课程在教育近代化中日渐丰富而具有特色，如洋务运动时期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洋务课程；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为培养变法新人，开设了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课程；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培养革命人才，开设了反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课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在各个时期革命根据地开办了以培养革命干部和军事斗争人才为目的而开设的课程。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各种教育思潮与流派形成，各具特色的课程纷纷出现。如，科学主义教育思潮下的课程、平民教育思潮中针对农民而开设的课程、受实用主义影响下的生活教育课程，等等。这些课程发展的历史与实践充分证明，中国教育的发展史，是伴随着新思想、新知识的产生并以独具特色的新课程的创设而形成的。 　　与中国教育课程发展历程类似，国外课程发展历史本身就是不断追求特色的过程，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古希腊“三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虽然师徒相传，但他们在课程设置上有继承更有自己的个性，苏氏除了将政治、伦理、雄辩术和人生所需要的各种实际知识以外，第一次将几何、天文、算术列为必须学习的科目。柏氏在《理想国》中发展了乃师的教学科目，将音乐理论与算术、几何、天文并列为四门（四艺）教学科目。亚里斯多德更是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道出了对创新精神的追求，他将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在幼儿教育阶段，他非常重视游戏课程，在初等教育阶段，学生主要学习四科：阅读、书写、体育锻炼、音乐与绘画；在高等教育，亚氏进行了学科分类，开创了十几个学科门类。古希腊三圣在教育方面不断发展，在课程建设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奠定了西方课程发展基础，逐步形成了以“七艺”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对中世纪以前西方课程产生了深远影响。15世纪之后，随着认识的扩大、思想的解放，教育也逐步冲出了中世纪的牢笼，出现了许多教育思想家，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福录倍尔、杜威等，他们对课程都有自己的理解，也设置了各具特色的课程体系。现代西方在课程方面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