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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与安徽GDP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摘 要:基于新增长理论的基本原理,建立一个简单的安徽利用外资(FDI)与安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模型,以安徽省数据为背景,运用时间序列的平衡性检验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对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FDI是安徽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FDI促进安徽GDP增长是显著的,而安徽经济发展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安徽省应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促进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FDI;GDP;ADF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127;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260(2009)04-0015-07 　　 　　一、引言 　　 　　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索洛模型认为,投资增长促进资本存量增长,再通过生产函数促进经济增长。索洛模型为我们提供了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分析机制,并且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技术进步。索洛还认为,在资本收益率递减的假设前提下,长期经济增长只源于技术进步与劳动力自然增长等外生因素,而外国直接投资只是增加了资本积累,因而只能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新经济增长理论又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把技术进步纳入经济增长过程,使技术进步成为内生变量。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使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得到了全新的评价,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FDI的流入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已不仅仅局限于资本积累弥补“储蓄缺口”的作用,它可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使该国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不断提高,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赶超效应,使该国的国民经济走上内生化增长的道路。 　　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目前,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研究FDI与全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江小涓(2002)认为外资经济不仅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改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萧政等(2002)对中国的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统计分析,认为FDI与GDP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桑秀国(2002)建立了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计量检验模型,研究结果显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还不是主要原因,而中国经济增长却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第二类是研究FDI与国内某个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魏后凯(2002)的研究表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90%是由外商投资的差异引起的。吴晓彤等(2007)研究了FDI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三类是研究FDI与国内某个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基本上都是使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如:张铁铸(2005)研究了FDI与上海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上海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FDI对上海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并不明显。吴琼等(2008)研究了北京市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北京市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短期稳定的正向关系;FDI对北京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大于短期影响,说明在引进外资的政策上应采用长期政策而非短期政策;FDI是北京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反之不成立。熊建(2006)研究了FDI与江西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FDI与江西GDP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两者并不互为因果关系,在短期内,FDI的引进有利于GDP的增长,但从长期看,FDI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而GDP增长反而是使FDI增多的原因。吴玉鸣(2004)研究了FDI与广西经济增长的关系。曹圆圆(2006)研究了FDI与山东经济发展的关系。此类研究还有很多,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现实环境差异很大,因此,研究的结果也不相同。 　　由于现实环境的巨大不确定性,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和未来格局不明朗,FDI将受到新的环境和非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因此,对FDI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包括母国和东道国)以及影响FDI的因素进行动态的研究,仍然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 　　2005年,中央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战略口号,安徽省作为东部与中部联接的桥头堡,对于中部的重要性不可小觑。近几年,安徽省对外引资的脚步逐渐加快,已经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但在引进外资和利用外资的实践过程中也还存在着许多实际问题,对经济增长也可能产生正负两方而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安徽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效果以及影响其效果的因素作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找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并针对热点问题进行探索,以便发现FDI与安徽经济增长联系的规律和相互作用的机理,期望能对安徽的经济建设有所裨益。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