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史第八章 国统区民营新闻事业.docVIP

第八章 国统区民营新闻事业的艰难发展道路 第一节 新闻统制下的民营新闻事业 一、民营新闻事业的发展与报业托拉斯计划的破产 1927年国民党政府建立之初，国统区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于久乱思治、渴望统一的愿望，在政治上表现出接受和拥护国民党统治的态度，希望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加快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在攫取政权之初出于巩固其新建立的政权的考虑，在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同时，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则网开一面，作出一些“民主”、“自由”的许诺，给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自由发展工商业的权利。对于新闻事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统治后，也曾煞有介事地发表开放“言禁”的通电。1929年元旦蒋介石政权发布的通电要求新闻界“以真确之见闻，作翔实之贡献”；“其弊病所在，能确见事实症结，非攻讦私人者，亦请尽情批评”。国民党政府还在北平等地召开记者座谈会，假惺惺地表示欢迎新闻界对政府作“善意的批评”。 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国统区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主办的民营新闻事业在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初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呈现出远较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昌盛的景象。民营报刊、通讯社数量有较大的增加，规模有较大的扩展，设备有较大的改善，新闻业务工作也有所改进。上海《新闻报》在1928至1930年间，不惜重资，从美国购进当时最先进的新型高速轮转机两架，每架每小时可印4大张的报纸36000份。与此配套，还购置了自动换报机和自动折报机。《新闻报》和《时报》等不少报馆还新建了报馆大楼。民营广播电台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大批问世，其中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一地。天津的《大公报》是这一时期发展得最快的报纸之一。《大公报》在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3人组成的新记公司接办后，于1926年9月1日复刊。吴鼎昌独自投资5万元并自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该报复刊号发表《本社同人之旨趣》一文，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大得当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欢心。1927年，该报发行量即由复刊初期的近2000份增为6000多份，成为北方大报之一。国民党政府建立后，《大公报》在政治上拥护国民党政府，并采取“小骂大帮忙”的宣传手法，既讨好蒋介石，又能迷惑一般读者。在新闻业务和经营管理方面，《大公报》也锐意改进，推出了不少有益于发展的举措，因而其事业蒸蒸日上，在全国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1936年，该报上海版创刊，将其触角伸人中国新闻事业的中心。 一报多馆、报业联合和兼并等报业托拉斯现象也开始出现。一些有影响的民营大报，经过20年代的经营已奠定了大发展的经济基础，在这一时期利用有利的社会条件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有的报纸采用国外报业托拉斯的做法，或是兼并其他报纸的产权，或是在别的城市创建于报，或是几家报纸联营，在中国形成了一些雏形阶段的报业集团。 上海《申报》兼并《新闻报》，是当时新闻界最令人瞩目的事件。《申报》和《新闻报》是上海、也是全国最大的两家报纸。国民党政府建立之初，《申报》在事业上进一步发展，由此还激发出具有强烈事业心的馆主史量才在中国建立报业托拉斯的理想。1929年1月初，史量才遇到了实现其理想的机会。一直作为《申报》竞争对手、在实力上也不相上下的《新闻报》的馆主、美国人福开森，想在《新闻报》的黄金时代抛出股票换取巨额资金。史量才立即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关系同福开森达成协议，并办理了交割手续。史量才成为《新闻报》的最大股东后，即派人前往《新闻报》办理接受事宜。 但是，史量才与福开森的秘密交易，首先引起了《新闻报》内部以汪伯奇、汪仲韦兄弟为代表的所有工作人员的强烈反对，并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史量才派去的人员到达报馆的当晚，《新闻报》举行全馆职工大会，决定发动收回股权运动：为了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新闻报》于1月13日打破常规，在第一版广告中刊出《本馆同人紧要宣言》。1月15日，《新闻报》发表《本报股东临时干事会宣言》，宣布干事长临时行使董事会职权。1月16日，《新闻报》又发表《本报全体同人第二次宣言》，公开点名指责史量才“隐身幕内，以重价收买新闻报”，“抱有报阀野心”。由于《新闻报》在上海乃至全国商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以及对史量才收买《新闻报》传闻的误解，自1月6日起，在10多天内有130件发自各商业团体和机构的声援《新闻报》的通电。全国大大小小几十家报纸也站在《新闻报》的立场上报道这场风波，甚至捕风捉影地说史量才有“三个月改组新闻报，六个月统一望平街” (上海的望平街，为现在的山东路之一段，当时有大小数十家报馆分列两侧，被称为报馆街)。的野心。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刚刚出现兆头的报业集中与垄断的现象也十分关注。国民党当局出于其与统制新闻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