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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高科技，作为最重要的战斗力，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命脉所在。因此，军队信息化军事变革必须坚持创新、跨跃、持续、高效的原则，推动军事高科技健康发展；必须立足国情军情，科学确立我国军事高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必须面向战场市场，不断开拓军事高科技发展的有效途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爆发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一次又一次地向世人展示了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强大威力，一再警醒人们：不掌握军事高科技这一最重要的战斗力，势必军事失败、经济受损，被动挨打、受制于人。严峻的挑战使许多国家纷纷调整自己的科技发展战略，力争夺取军事高科技发展的制高点。中国，作为一个曾饱尝被蹂躏之苦的发展中大国，要在未来的高技术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科学制定自己的军事高科技发展战略，以加快军事高科技发展的步伐。 一、军事高科技，作为最重要的战斗力，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命脉所在 二、坚持创新、跨跃、持续、高效的原则，推动军事高科技健康发展 三、立足国情军情，科学确立我国军事高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战争已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在世界近期发生的四场局部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军队，依仗其强大的信息优势，在夺取和保持制信息权的基础上，以较小的代价，一次又一次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对我军履行历史使命、打赢未来战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实现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我军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确立信息化作战理念，提高信息化作战能力，为打赢未来的信息化战争奠定理论基础和物质基础。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打赢未来的信息化战争，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机械化作战理念，确立先进的信息化作战理念。传统的机械化作战理念是建立在机械化武器装备基础上的、以提高作战效率为目的的“效率作战”理念。“效率作战”理念反映了机械化战争条件下作战的本质规律，对充分发挥机械化武器装备的作战能力，立足我军现有装备与高技术强敌作斗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然而，面对我军的“跨越”式发展，“效率作战”作为一种“粗放型”作战理念，不能充分发挥以精确控制为特征的信息化武器装备的作战能力，不能满足指导未来信息化作战的需要，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着眼充分发挥信息化军队的优长，确立以提高作战效益为目的的“效益作战”理念。效益和效率是评估战斗效果的两个不同指标。众所周知，效益是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之上的，没有高效率就不可能有高效益。但效率强调的是效果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只要在单位时间内产生的效果大，效率就高；而效益在强调效果与时间之间关系的同时，还要强调投入与效果的关系，只有在投入小、效率高的情况下才能产生高效益。在机械化战争时期，由于信息技术相对落后，军队对作战行动的控制能力相对不足，作战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通常集中数倍于敌的兵力，对敌实施“覆盖”式的打击，并控制强有力的预备队，以应付作战中出现的意外情况。这种“效率作战”虽然增加了取胜的把握，但由于投入力量过大、作战方式粗放而导致战斗消耗巨大，并会产生较大的附带性毁伤。 “效益作战”追求作战的高效益，是建立在武器装备高度信息化的基础之上的。通过精确掌握战场信息，投入适当够用的兵力兵器，对敌实施“点对点”式的精确打击，在追求胜利最大化的同时，力求投入最小化，并将作战的附带损失降到最小，有利于充分发挥信息化军队作战控制能力强的优势。“效益作战”以摧毁敌军的作战能力为目标，与以歼敌为目标的“效率作战”相比，更符合人类战争趋于理性发展的需要。 高度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与武器装备相结合，便产生了精确制导武器，使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产生了质的飞跃。同理，将信息技术与“效率作战”理念相结合，便可产生“效益作战”理念。如果说“效率作战”是一种“力战”理念，那么“效益作战”则是在“力战”基础之上更进一步的“巧战”理念。随着武器装备毁伤能力的提高，战争的破坏性越来越大。核武器的出现，使武器装备的破坏性远远超出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描述核战争时说，未来的战争没有赢家，因为战后人们不可能再坐到谈判桌上来，到时候别说是谈判桌，恐怕就连一块完整的石头也找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地追求作战的高毁伤率，则可能给全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必将与人类追求文明和发展的需要背道而驰。世纪之交，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使人类历史大踏步地从工业时代走进信息时代。与此同时，世界性的新军事变革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在军队中的广泛运用，使军队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战术技术性能产生了质的飞跃。在近期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中，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军队，依仗其先进的信息化武器装备，以远程精确打击为主要手段，在夺取并牢牢控制制信息权的基础上，在对尚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