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米从河姆渡传入日本和北方的历史.docVIP

从考古发现来看，日本的稻作文化与我国长江流域（包括达蓬山和岱山地区在内），确实有内在的渊源关系。日本盛产稻谷，日本稻谷的生态与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极其相似，又与岱山隔海想望仅五海里的马岙出土的稻谷相同。由此可见，我国江南水稻栽培技术最有可能是经舟山传入日本的。秦渡庵始建于唐天宝元年（公元718年秋），原名“东渡庵”，是徐福后人为纪念徐福东渡而建，历经千年，于清顺治十七年被强盗抢劫后所毁。相传徐福曾在此命人砍柴割草、搭屋造舍、平整土地，开掘水井,修筑通往海口的道路,作渡海前的练习。中国著名徐福研究专家罗其湘肯定它是“我国唯一保留下来的徐福东渡的历史遗迹”。自认为是徐福后裔的日本前首相羽田孜亲书“秦渡庵”三个字以示纪念，这座年代久远的被弃的秦渡庵成了徐福成功东渡的历史见证。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上百处，其中90％以上分布在百越民族生活的江淮以南地区，只有不到10％分布在黄河流域，且时代较晚。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及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发现的碳化稻谷，距今也在7000年左右.中国的栽培稻，是南方百越民族最早驯化和传播的不要小看这些如今已经炭化变黑的稻谷，它们还曾漂洋过海，到日本等国展出，引起了当地人们的浓厚兴趣。因为据研究，日本、朝鲜等国的稻米，很可能就是从长江下游一带经由海上传过去的。有人还将这一条无形的传播路线称为“稻米之路”。日本一位专门研究水稻起源的专家，曾给我国有关部门写来热情洋溢的信，说他研究水稻起源几十年，哪知日本稻种的“根”竟源出于四明山下的河姆渡。 2000多年以前，我国的先秦时期，一些百越族人为躲避当时的战乱而移居到日本列岛，把稻作技术带到了日本，日本岛国的气候也正好适合种稻，这些人的繁衍和随后移居的人逐步取代了当时日本岛内以采集和渔猎生产活动为生的绳文人（现在是少数民族），这就是弥生时代的日本人。 日本的渡部忠世曾写过一本《稻米之路》的书，作者说，丝绸之路是贵族的，稻米之路是大众的。不言而喻，稻米之路较丝绸之路对人类生存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日本学术界普遍认为：日本的稻作农业系由中国传入，这也是中国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主要是指由长江下游直接渡海东传日本的九州（同时也传入南朝鲜）；也有“的说从长江口先到南朝鲜，再到九州。这条稻米之路由于以浙江河姆渡为主的长江下游众多史前稻谷遗存和日本佐贺吉野个里大型聚落遗址的发现，而引起了中日学者的高度重视。我国安志敏先生最先1983年出席在日本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以河姆渡及其后续者为代表的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文化的若干因素，也可能影响到史前日本。如绳文时代的玉块、漆器，以及稻作的萌芽，弥生时代及其以后的干栏式建筑，都可从长江下游找到渊源关系。河姆渡遗址发现木桨和陶船模型，同时沿海的舟山群岛也有同类遗址分布，至少证实当时具有一定的航海能力”（《考古》1984年第5 期）。安说引起了日本考古学界对稻作农耕等可能是直接由海路输入日本的浓厚兴趣，许多报纸纷纷以日中交流可提早到公元前5000年为题进行报导。后来，周南泉先生也从中日发现的玉玦块比研究，认为从河姆渡到良渚文化之间，有一支“江南人”曾从海路迁到了日本（《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 期）。游修龄教授支持了安志敏的观点，并引用日本学者收集的亚洲不同地区的766 个水稻品种，分析其酯酶同功酶的酶谱变异范围和“地理渐变”的特点，认为日本的水稻品种可能由中国的长江口传至日本（《中国农史》1986年第1 期）。1989—1990年，安志敏先生又先后发表文章，分别从中日两地的稻作农耕、木农具、千栏式建筑、块状耳饰、漆器、木屐、鬲形土器、印纹土器，海流，交通、环壕聚落，坟丘墓，瓮棺葬等方面来加以论述，阐明日本弥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渊源关系（《考古》1990年第4 期；《东南文化》1990年第5 期）。王心喜则断言，“水稻只能从江南地区由海路输入日本，除此别无他路”，“古代中日之间的海路交通，从河姆渡文化和绳文文化时代起就已经开始了”（《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 期）。日本为此成立了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会，先后派出以樋口隆康、渡部忠世、福永光司、营谷文则、金关恕、内藤大典等学者为主的江南学术考察团，奔赴河姆渡等江南地区实地调查，有学者纷纷肯定华中路线确是传人日本的“稻米之路”。 3世纪弥生时代初期传入的。但，1960年九州岛地方挖掘出的绳文遗迹中，发现公元前10世纪的绳文时代后期已经有稻米耕作的证据，因此，可能在弥生时代之前就曾经以原始的农耕方式进行稻米的耕作。稻米传入日本最古老的证据，可以追溯到绳文时代末期，从福冈县及熊本县遗址的土壤中验出了植物蛋白石(plant opal)，由此确认栽培稻米的事实。 在九洲各地，也同样发现许多稍微晚期的证据。例如：福冈县的板付遗址，以及佐贺县唐津市的菜田遗址。在这两个遗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