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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物农药发展迅速近年来，由于环境压力以及百姓对有机食品的青睐，生物农药成为农户的新选择，经过几年的努力，从2003年第一例生物农药问世到现在，我国生物农药领域发展迅速。　　2003年，国内第一例“杀蝗绿僵菌生物农药”面世，在北方十省主要蝗区推开应用，防蝗效率达80%-90%;2009年，“杀虫真菌农药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研制”获重庆市技术发明一等奖;2011年，国内第一例广谱性绿僵菌生物农药走出实验室，于云、贵、川、渝等地展开田间试验，实验证明能有效防治水稻、蔬菜、玉米、茶叶、烟草等作物的虫害;2017年，广谱性杀虫绿僵菌油悬浮剂和可湿性粉剂完成农业部田间试验，原药和制剂获得了国家新农药登记和生产许可。　　若非将“准生证”稳稳收入怀中，重庆聚立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和他们的首席科学家夏玉先，绝不会公开承认，这座今年9月刚刚建成投产的工厂，正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真菌类生物农药生产基地。目前能满足机械化年生产3000吨杀虫真菌农药，达产后可年产制剂2.8万吨，与当下国际先进的小批量人工发酵判若云泥，使我国成为真正能够规模化生产安全高效、无公害、无残留、无抗药性，广谱性杀虫真菌类生物农药的国家，令丹麦诺维信、德国拜耳等行业跨国巨头艳羡不已。　　生物农药：为何“洛阳纸贵”?　　重庆大学基因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　　16个纱网箱子内爬满蝗虫，垒成近2人高，异味呛人又刺鼻。这般常人难以忍受的环境，就是夏玉先终日浸淫的实验室。　　“我的信念从来很简单——解决问题。”　　“实用主义”，是他为自己的科研历程贴上的标签。　　1986年从四川农业大学林学专业毕业后，夏玉先被分配到南充林科所。是年恰逢国内首个柏木良种基地立项，他被指定负责该项目，选育柏木良种，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但从幼苗到速生期要足足30年，这辈子就搭进去了。”夏玉先笑道，当年的想法虽然幼稚，但也从某种意义上成就了他对农业病虫害防治的执着。　　1991年，夏玉先进入西南农业大学转向研究棉花育种;1996年，获中英政府奖学金进入英国巴斯大学，师从国际著名昆虫病理学家基斯.查恩利和分子生物学家约翰.卡拉克森，攻读生物化学专业博士;2000年，他以重庆大学海外引进人才的身份，创建了重庆大学基因工程研究中心，通过生物手段开展农业病虫害防治研究。　　事实上，在早年钻研棉花育种时，夏玉先就对化学农药之于农作物毒性高、残留重、目标害虫抗药性强的问题感到头疼：长期依赖和大量使用有机合成化学农药，已经带来了众所周知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和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对推动现代农业实现科学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与之相反，利用生物活体(真菌，细菌，昆虫病毒，转基因生物，天敌等)或其代谢产物针对农业有害生物进行杀灭或抑制的生物农药，对人畜安全，生态环境影响小。然而公开资料表明，生物农药的市场占有率始终相当有限，1995年前后，生物农药占世界农药总销售量的1.3%;时至今日，我国有260多家生物农药生产企业，仅占全国农药生产企业的10%，生物农药制剂年产量近13万吨，年产值约30亿元人民币，农药总产量和总产值占比均不到10%。　　“在我们国家，研究生物农药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第一代生物农药包含尼古丁，生物碱，鱼藤酮类，除虫菊类和一些植物油等等。”夏玉先告诉新华网，许多因素限制了生物农药的成长：生物农药通常不具广效性，且和化学农药相比生效较为缓慢，产品保质期限较短，生产成本较高。　　“说直白一点，就是杀虫广谱和生产效率。”夏玉先进一步解释说，“杀灭对象单一，显然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生产中病虫害综合防治需要;规模化生产关键技术缺乏，使得市场上生物农药产品比普通化学农药的价格普遍高50%以上。”　　解开昆虫病理的“基因密码”　　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的聚立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真菌类生物农药规模化生产基地。　　在研究昆虫病理学时，夏玉先注意到了昆虫病原真菌致病机制，这是一种来于自然，归于自然，正常的物质循环方式，也是真菌类生物农药区别于化学农药的本质特征，能够将农药的对人畜和生态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让害虫生病”的密码，是基因。　　科研团队从基因角度出发，研究不同菌种的基因组，寻找出能作用于更多寄主的菌种。以此为导向，绿僵菌与蝗虫间的病理关系率先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绿僵菌是能够寄生于多种害虫的一类杀虫真菌，代表种类有金龟子绿僵菌、罗伯茨绿僵菌和蝗绿僵菌等。不同种类的杀虫范围不同，如金龟子绿僵菌为广谱性杀虫真菌，而蝗绿僵菌只能感染蝗虫等直翅目昆虫。绿僵菌的作用机理，是通过体表入侵进入害虫体内，在害虫体内不断增繁殖通过消耗营养、机械穿透、产生毒素，使害虫致死，并不断在害虫种群中传播，感染其它未接触过农药的同类害虫。　　这个全部由跨学科人才组成的团队，承担了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杀蝗绿僵菌生物农药”和多项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