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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公司治理困境 公司治理：雾里看花求真谛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是“统治”或“掌舵”的意思，在希腊文中与“舵手”是同义语。在经济活动中，“治理”一般含有权威、指导、控制的意思。“公司治理”是英文的直译，日本称为“统治结构”，香港称为“督导结构”。在国内有人将“公司治理”的英文翻译成“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机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公司督导机制”等等。　　近年来，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概念广泛使用，然而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统一定义。　　尽管中外学者对公司治理有着许多不同的定义和解释，但归纳起来，所谓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基于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形成的公司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及公司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一种权力和利益分配与制衡关系的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结构的本质，就是关于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体系、文化和制度规范的安排。理解公司治理结构时，我们必须明确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1.公司治理的根源在于代理问题和合约的不完全性　　公司治理最早起源于对委托代理问题的讨论。这一问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在钱财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伙员纯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股份公司董事们监管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伙员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这样，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端”。现代公司的基本特征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经营权)的分离，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掌握着公司控制权(经营权)的管理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资本所有者利益的危险。1937年，伯利和米恩斯在《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就指出：由于现代公司的两权分离，管理权的增大有损害资本所有者利益的危险，它可能造成管理者对公司的掠夺。奥利弗·哈特把代理问题和合约的不完全性作为公司治理存在的条件和理论基础。他认为，只要以下两个条件存在，公司治理问题就必然在一个组织中产生。第一个条件是代理问题，确切说是组织成员(可能是所有者、经理、职工或消费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第二个条件是交易费用之大，使代理问题不可能通过合约解决。因而现代公司本质上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合约网络”。其中委托人是股东，代理人是经营者，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不同的效用目标函数，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可能会产生机会主义的道德风险(即代理人借委托人监督不力之际采取不利于委托人的行动)和逆向选择(即代理人利用信息优势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为了最大限度地克服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委托人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制衡机制来规范和约束代理人的行为，防止代理人权力的滥用，使代理人的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最大限度地保持一致，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经营绩效，更好地满足委托人的利益。这套有效的制衡机制就是公司治理结构。　　2.公司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合理的利益制衡机制　　从本质上说，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化，是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了公司的目标、行为，决定了在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中在什么状态下由谁来实施控制、如何控制、风险和收益如何分配等有关公司生存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公司治理是一个所有权利主体共同参与的自主性互动网络，是一种各权利主体之间信息、知识和利益共享、互为激励、互相制衡而形成的制度安排。因此，公司治理结构就是解决公司不同利益主体利益关系的制度体系，其内在逻辑是通过纵向的财产负责关系和横向的职权限定关系，形成一个激励和约束机制，从而形成责任、权力、风险与利益相匹配的制度安排，在保护所有者利益的同时，兼顾公司相关利益者的利益，从而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增进公司价值的最大化。公司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合理的利益制衡机制。具体来说，公司治理要着重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下，解决经营者和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既赋予经营者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又防止经理滥用手中的权力，从而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第二，在股权分散的条件下，协调所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被大股东侵犯；第三，在股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企业市场价值的最大化和相关利益者利益的最大化。　　3.公司治理是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的统一　　一般地讲，公司治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治理结构，另一个是治理机制。治理结构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等。治理机制包括用人机制、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比如用人机制又可细分为董事长人选、独立董事人选、CEO人选等。这两者共同决定了治理效率的高低。科学而富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仅是指公司治理的组织结构，即公司股东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