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现代新诗的发生及其早期形态 现代文学史 教学教材.ppt

第七讲 现代新诗的发生及其早期形态;一、现代性的追求与新诗的发生;新诗作为一种文学的审美创作，与美学的现代性范畴密切相关，也与整体的现代性历史语境紧密关联。 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性历史进程，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及文化体系的全面瓦解。就诗歌创作而言，古典诗歌创作背后的士大夫文化秩序及其“天人合一”的独特文化理念已经逐渐分崩离析。;当传统的“天人合一”、超然物外的静态的宇宙观念、审美范式破碎之后，面对繁复多变的现代历史经验，中国新诗和中国诗人： “弃这些变化万千的经验而不顾乃是一种罪过。诗人的责任（几乎是天职）就是要把当代中国的感受、命运和生活的激变与忧虑、孤绝、乡愁、希望、放逐感（精神的和肉体的）、梦幻、恐惧和怀疑表达出来”（叶维廉） 。 这即是新诗发生的现代性历史语境，现代新诗发生的一个基本的历史冲动即是对广阔的现代经验的接纳、包容。;从美学现代性层面切入，“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是其趋于某种当下性的趋势，是其认同于一种感官现时(sensuous present)的企图，这种感官现时是在其转瞬即逝性中得到把握的”（波德莱尔 ） 美学现代性强调的是对当下现时性的关注，这种从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现时”中抽取其包含着的可能于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的美学现代性，几乎成为现代文学艺术的一个律令，即“艺术应当成为现代的”;古典诗歌由于“形式的僵化和语言的板结现象问题，长时间的作茧自缚使它已经无法接纳和展望正在变化的生活现实与语言现实”，这是晚清以来多数革新志士的共识。 晚清以黄遵宪、梁启超为代表的诗歌变革或“诗界革命”，所体现的正是诗歌创作包容现代经验的历史冲动和诗学要求跟古典诗歌体系的深层对立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著有诗集《人境庐诗草》等为近代提倡诗歌变革的第一人。;任鸿隽：“吾尝默省吾国今日文学界，即以诗论，其老者，如陈伯严辈，其人头脑已死，只可让其与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淫滥委琐，亦去文学千里而遥。” 即使对新诗持反对态度的学衡派诗人吴芳吉也曾著文批评传统诗美空间的失效：“一诗之中，凡清风明月，长江大海，春云秋树，红豆绿蕉，愁思绮梦，雁爪鱼鳞，无不齐备。曰言情可也，曰述怀可也，曰纪事可也，曰即景可也，穷其底细，则索然无味” 。;《六一诗话》云：宋初进士许洞久闻九僧诗名，“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 。 可见，突破已经失效的传统诗美空间，在诗歌创作中追求对现代历史经验的包容，是晚清以来的某种普遍性的历史冲动。 ;胡适的主张：“诗体大解放”，“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 一个具体的建议与构想：“作诗如作文”。 ;“作诗如作文”意味着对古典诗歌语言特殊性的某种废黜。无论是使用非诗意的日常辞藻（“文之文字”），还是用古文句法溶解律诗的形式结构，都表明这样一种写作冲动：要打破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间的界限，在既有的审美积习之外，恢复诗歌清新活力。就是要借助另一种文类的语言规则打破古典诗歌语言的封闭结构，使诗歌创作向新的经验和语言开放。 ;“作诗如作文”诗学主张所蕴含的包容现代经验的现代性追求，即是从传统风花雪月的诗美空间转向对“现实经验”的包容，其目的是要扩大诗歌的表意能力，以表达复杂曲折的现代经验。这就意味着要在传统的诗美空间之外，寻找新的想象力素材，开掘新的表意空间。 新诗得以发生的最深层的诗学动力也即在此。这也是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黄尊宪、梁启超等掀开了新诗发生的序幕。;胡适的诗学理论也有粗陋的一面，“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文学的可能性。” 现代新诗也在很大程度上掉进了这个语言、形式层面上的“诗体大解放”的“自由”陷阱，陷入一片泛滥无形的泥沼。 早期新诗尤其如此。 梁实秋曾经指责道：“自白话入诗以来，诗人大半走错了路，只顾白话之为白话，遂忘了诗之所以为诗，收入了白话，放走了诗魂。” ;二、早期的诗歌形态;胡适;;《鸽子》;《蝴蝶》;《相隔只有一层纸》刘半农;刘半农;;《月夜》沈尹默;沈尹默;《山中即景》李大钊;当新诗从传统的格律、平仄等诗歌形式之中解放出来以后，新诗面临着新形式探求或者说现代诗形建构的诗学课题，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五四时期的许多新诗不过是文言诗的略加白话化，没有寻求到自身合适的形式，如胡适的《寄给北平的一个朋友》，只要把如下括号里的词删除就是一首不严格的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