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社会资本侵袭裁量正义制度原因及其规制.docVIP

个人社会资本侵袭裁量正义的制度原因及其规制 摘要：现行法律制度的不足为社会资本的侵袭预留了空间，干扰了裁量正义的实现。必须进一步完善行政裁量规则，压缩行政裁量的空间，为公务员抵抗社会关系的干扰提供挡箭牌。 关键词：社会资本；关系网络；裁量正义；规制； 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它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1]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2](p354)在我国，个人社会资本更多地表现为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因为个人“是人伦关系中的个人、社会情境中的个人、相互依赖关系中的个人。个人作为一个行动者，他的行动要视互动的对方与自己的社会关系(远近亲疏)与社会情境而定，彼此相互依赖，在相互关系存在的脉络里，赋予行动的意义”。[3](p105)行政裁量作为一种公权力行为，其运行过程虽受“法治”模式的制约，但无法完全抵制“人为因素”的渗透和影响。[4]个人社会资本对裁量正义的侵袭时有发生。因此，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行政裁量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个人社会资本对裁量正义的侵袭 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5](p35)据此，我国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包括关系网络、规范和信任。[6]其中，关系网络发挥着互惠交换、强制信任、价值内化与动态团结等作用，使得“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取决于社会网络的诸种性质，如社会网络的规模、密度、同质性、异质性、内聚性和封闭性等”。[7](p59-71)规范是人类致力于建立秩序和增加社会结果的可预测性的努力的结果，能够被用来增加许多个体的福利，或者当集体选择过程受到某一已经建立的子群体控制时，被该群体用来为自己群体增加超过其他群体的更多的利益。[8]信任由可预见性、可依靠性和信赖构成。其中，可预见性指人们可以预料到将来发生的各种情况，避免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可依靠性提供保证，确定可以相信一个人，他(她)将按所期望的去做；信赖是相信一个人会一直是可预见和可依靠的。[9]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之间可以相互促进和加强。具体而言，普遍的互惠规范可以有效地减少机会主义的行为，提高重复互惠的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信任水平的提高则有利于互惠规范的顺利实现；关系网络的稳定发展是信任和规范赖以存在的基础。[6] 尽管学界对社会资本效应的研究仍处在发展阶段，但“现在方方面面都理解到社会资本可以被用于好的用途和坏的用途”。[10](p2)换言之，社会资本对社会既有正面的积极效应，也有负面的消极效应，其对行政裁量的影响同样如此。无论是表现为规则、程序和先例的结构性社会资本，还是表现为共同遵守的标准、价值观、态度和信仰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它们能够促进互惠性集体行动，使人们更倾向于采取互惠的集体行动。[11](p278)互惠的集体行动对于实现行政裁量和其他行政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社会资本尤其是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对行政裁量正义的实现更多地产生了负面的消极影响，这种负面效应集中于对“圈外人”的排斥，同时也表现为对“圈内人”的压力，具体表现在行政主体对“圈内人”和“圈外人”的不平等对待。[12]社会资本不仅会干扰行政裁量的最终结果，而且对行政裁量行为的决定过程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甚至屡屡导致裁量的过程根本无法正常开展。[4]社会资本对行政裁量行为的影响和侵袭，只不过是中国人行为的“关系取向”模式在公权力运行领域的一种影射和表征。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深植于儒家思想。“儒家的人生哲学认定，个人不能单独存在，一切行为都是人与人交互关系的行为”。[13](p94)费孝通先生将这种以“关系”为本位的社会体系生动地归纳为一种 “以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模式。他认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14](p25)这个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等诸多关系连接而成的社会网络实质上也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利益圈子。为了维系和强化这种关系网络，人们在利用它获得利益的同时，必然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在“自利”和“利他”中小心翼翼地进行平衡。具体而言，公务员可能需要借助关系网络为自己政治升迁创造空间，作为回报，他又利用掌握的行政裁量权为对方谋取利益。在这个过程中，行政相对人由于在关系网络中所处位置的不同直接决定了他影响行政裁量的程度也不同。越是接近关系网络的核心，其对行政裁量的干扰能力就越强。这不仅导致行政裁量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减少民众对行政机关的不信任，而且可能导致行政相对人利用各种变通途径甚至不法手段去冲破关系网络的固有格局而挤进核心圈以获取更大的利益空间。最终，行政裁量的结果因为相对人个人社会资本存量的不同而不同，行政裁量的正义也就无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