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我法律仰的建立.pdf

再论我国法律信仰的建立再论我国法律信仰的建立再论我国法律信仰的建立再论我国法律信仰的建立 [摘要]法律信仰的建立是我国法学界探讨的热门问题，本文结台中外法学理论，通过对我国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分析，提出了以“追求法律的价值理性”来“建立法律信仰”，并结合博弈论等分析工具.对提出这一观念的原因和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信仰，法律信仰;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后现代主义法学派 似乎是受到了伯尔曼那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的名言启发，中国的思想家一直希望引入法律信仰的概念以解释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着的诸多困惑。依据其中最普遍的观点来看，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知法犯法甚至是执法犯法的现象都可以在法律信仰的缺失中找到答案，从而理所当然地也都可以用法律信仰的建构来加以圆满解决。然而不幸的是，尽管学者们著书立说，大力宣言信仰缺失给中国法治建设带来的无尽危害，而且不遗余力地提出了不少建立国民法律信仰的措施与方案，但收效却总是甚小。违法现象不仅未能被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连法律信仰的建构本身也未能取得预期的绩效。理论研究的美好愿望与现实生活的严酷再次产生了背离，从根本上制约了双方的健康发展与良性互动。在以下的篇幅中，我们希望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法治建设中信仰建构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提出自己的观点。 问题一：中国社会主义是否存在法律信仰的缺失及如果存在则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中国社会是否存在法律信仰的缺失”问题，我们可以立刻给予肯定的答复而不必担心会受到任何的责问或非难。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即是刑，刑即是法”、“刑乃不祥之器”的观点如此牢固地树立于先祖们的脑海之中以至于连同法律接触的人都会被认为是恶人或刁民的代表而遭 1 到主流社会的一致排斥，所谓的信仰更是无从谈起。现在，依法治国被写入_『执政党党纲和宪法文本之中，人们对法律的认识提到了一个从束有过的高度，但客观地讲，法律信仰的普遍缺失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立法的粗糙到执法的随意，从社会整体对法律制定修改的漠视到个体守法中的恶意规避，法律信仰缺失的影子的确随处可见。 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到答案：首先从法律传统上来看.中国古代“刑起于兵”，法律与征战和战俘的处置密不可分，在后来的专制社会中，叉不幸地沦为道德说教失灵后统治者行使生杀予夺大权的工具。所以从整体上来看，法律是连恶人都厌恶的工具，浑身上下散发着不祥的气息，根本不可能为社会公众所信仰。其次从民族心理和思维习惯上来看，中华民族以黄河为其文明摇篮，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典型的“乐山好静”的大陆国家，是陆地文明的典型代表。与海洋文明相比，我们缺少浪漫主义和开拓精神，但却具有安土重迁、踏实肯干的特点。在长期的农业耕作中，人们对于付出与收获、播种与所得之间的关系有着很深的理解，这种理解反映到民族心理上，就形成了所谓的“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民族心理特点”口]。就连恩格斯在其论述中也曾提到，“在一切实际事务中，中华民族远胜于一切东方民族”。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实用主义思维传统甚至是理念的民族来说，建立起法律的信仰就要依靠更加艰苦的努力。 以上这些关于原因的探讨，是我们对于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缺失的可能性以及在信仰建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的一个基本认识。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证问题二;西方是否存在对法律的信仰，以及法律是否必须被信仰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一般来说，西方世界是具有法治传统和宗教信仰传统的社会，而且正是在“黑暗的中世纪”和腐朽的罗马教皇那里，以对上帝的笃信为基础，理性主义的自然法与上帝的法律联系在一起，教会的法律与世俗王国的法律保持了信仰上的一致性，从而构建了西方法律信仰的历史基础。而后随着 2 教会的式微，上帝逐渐从实在法领域撤出，留下了自然法所代表的理性正义观，作为西方法律的价值理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