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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为价值薪酬标准与动态调节 　　 [摘要]个人薪酬应以行为价值――即获取某效用的难度、行为或岗位的责任风险等为基础,制定合理的标准,并依据总体和个人实际绩效表现对预算标准进行升降调整。对行为值的分析、监控以及薪酬激励机制问题理当成为现代管理的中心议题。 　　[关键词]行为价值;薪酬;调节机制 　　[中图分类号] F272.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2-0073-04 　　 　　人类劳务行为是价值形成的重要源泉之一,而行为所带来的价值增值或对负价值的制约状况则是劳务报酬或行为奖励的基础。固定工资的最大弊病就在于个人收入与行为价值联系的脱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宜的薪酬分配应以有效的价值产出为前提并结合各人的劳务投入情况分析。这样不仅使价值分配取向更为合理,在激励每个人理智地发挥聪明才干、促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方面的作用亦不可低估。按行为最终形成的价值???行分配要求改变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简单的管理模式,理论上首先需要解决的则是行为价值的度量、判断问题。 　　 　　一、行为价值的估量原理 　　 　　谈到价值,许多人都认为深邃且难以把握,实际上价值并不神秘,它是人类理性的必然产物。价值为一种币值判断,价值问题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甚至每个人的一生,当需要进行价值交换或分配时,当个人的价值利益与社会、公众及他人发生利害关系或冲突时,价值权衡和比较就成为必然。 　　价值理念缺乏或偏颇是我国经济管理中最大的问题之一。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改革开放前的十几年,中国社会的理论和实践似乎都缺乏价值上的思维。笔者认为:价值上的观念和觉醒可以说是西方从野蛮跃升到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中国,几千年来无数圣人的思想中看不到价值的计量、判断和比较思维;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之所以经济落后和止步不前,价值思维缺失,从而导致大量背离价值规律的决策和行为亦是最重要的原因。厉以宁先生曾提到短线决定原则,指出: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器官,你能活多久,惟一取决于你最差的那个器官。这个原理应用广泛,作为现代中国――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对价值本质理解上的浅薄或偏激正是许多人心灵上的短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还需要价值理性的启蒙――其中包括各类掌权的管理者。 　　经济意义上的价值指事物功能或效用的币值判断,实际上反映其内在的应有价格。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个核心的理念是“劳动价值论”,从现实看来,劳动价值理论还需要发展和完善。首先,价值的形成不完全取决于劳动,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也有形成价值的能力;其次,价值的范畴不局限在企业,所有的组织甚至所有的个人行为均有可能涉及到价值问题。实际上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用的事物就是有价值的。而当涉及到效用的交换、财物的分配或某种所为对社会、对他人产生身心影响时,就需要进行价值的度量。价值本身同样有正负之分。某个精神病人无意识地整天敲打石头,其行为是无价值的;当其行为对环境、对他人产生损害时,价值更为负值。因此度量价值需要分析和考虑客观产生的效用。人类行为有无价值及大小的判断均需考虑行为后果即客观产生的效果或作用。在有效产出的基础上,获取某效用的艰难程度决定其价值大小。也就是说,价值分析应从单纯的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付出的考察过渡到投入和产出的均衡分析上,并以需求方的效用获取为主。 　　价值的基本落脚点在于事物的有用、有效性及效用获取的难度,前者涉及到价值的定性分析(正值或负值),后者涉及到定量分析。需要进行价值判断的不仅有商品,也包括各种劳务行为和智力成果。例如一篇文章,字数或耗费时间固然与价值有关,但其思想性、艺术性或者能否使人类社会获益更是有无价值及价值量判断的重要因素。价值层次的高低决定着单位时间产出值。 　　当某一事物可能产生正负两方面效用影响时,需要综合权衡得失,从而得出净价值含量。而当某项价值的形成是众多人配合的结果,则需要进行价值上的分解,根据各人行为的必要性、重要性、履行职责难度等判明各人行为的价值含量。 　　行为价值量的大小与效用层次有关,也与为获取某种程度的效用而付出的必要消耗――含体力和脑力的付出――相关,判断价值量需要从有用性及获取难度出发来综合分析。某项行为被确定可能对社会或他人产生价值影响,如带来温饱、安全、舒适、方便等效用时,价值量判断应考虑其影响力、影响面,譬如产品或服务的功能及质量、讲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以及受益人数等;同时分析达到该效果的难度即技能、复杂性、特异性、劳务时间以及相关的其他必要消耗,两者的均衡点为可能的价值含量。其客观实现值扣除产出中物耗转移值即为行为的价值。 　　无论个人还是组合行为,其价值都必须通过交换来实现,自我满足的行为不需要价值上的度量。因此,度量行为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是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