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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制度非正式约束信用共同体建设理论与实践 　　摘要：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信用共同体在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天津农村合作银行建立的信用共同体为例，介绍了信用共同体的基本模式和特征，并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加以分析，指出信用共同体的核心是声誉制度，其产生和发展源于我国制度不健全，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和局部性。从长期看，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难题。 　　关键词：声誉制度：非正式约束：信用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2-0023-06 　　 　　一、引言：信息不完全条件下，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促使信贷交易达成 　　 　　一直以来，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在扩大就业、活跃市场、增加收入、社会稳定以及形成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但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与大企业相比，在获得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更大，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其中“融资难”、“融资渠道狭窄”更是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究其根源，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最主要因素。 　　从资金需求方看，中小企业贷款难的根源在于中小企业的信用信息不透明，增加了交易成本，阻碍了交易的正常进行。中小企业信用信息不透明包括：一是中小企业的信用信息披露不充分，或者根本不披露，如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财务报表不规范、企业的注册法人和实际控制人不是同一人、不能提供具有社会公信力的评级机构的评级等，加剧了银行信贷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二是中小企业自身的信用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中小企业的资本实力弱、缺乏足值有效的抵押和担保品、企业经营不稳定等。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关键在于建立中小企业的信用机制。 　　从资金供给方看，出于交易成本考虑。大银行由于在信用甄别上信息传递的组织环节多，因而更加依赖于规范的财务信息和电子化技术，使大银行的信贷交易成本相对较高，很难与中小企业贷款额度小、时间性强相匹配。而中小银行由于决策的组织层次少，具有地缘和人缘优势使之对借款者的信用判断更加注重对其本身社会信誉的考察而非仅仅是冰冷的财务数字。因此，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天然的内在需求。但实现这种“需求”需要有一个能连接双方的桥梁，即给出一个信用机制的制度安排，以弥补现有社会信用机制的不足。 　　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信息不完全、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能够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促进交易。在我国的信贷合约关系中，正式的约束制度――法律制度存在缺陷，非正式的约束制度――声誉制度(即信用制度)尚不完善，因此。有必要在局部或小范围内建立一种非正式的约束制度，来推动信贷交易达成。天津农村合作银行建立的信用共同体正是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二、非正式约束制度：信用共同体的基本模式、特征及发展情况 　　 　　2005年组建的天津农村合作银行是我国较早成立的省级农村合作银行，其前身是2000年成立的天津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以下简称联社)。2000年，联社在蓟县针对农村旅游业开办了小额贷款试点，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此基础上，于2001年全面启动了以评定信用户、信用村(镇)为基础，以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为主要方式的农村信用工程建设。随着不少农村信用社逐步进入城区，其服务对象和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联社借鉴农村信用工程的初步经验，将农村信用工程延伸、嫁接，引入城区，以民营、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建立信用共同体，形成了以开发小额信用贷款为品牌的社区信用体系。 　　所谓信用共同体，是由金融机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民间组织(商会、经营场地的管委会等)三方，以显示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信用、规范参与各方信用行为为目的而组织的一个联合体。其核心是建立对银行和中小企业的信用激励和约束契约机制，同时以中小企业的民间组织作为第三方的契约实施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银企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一)信用共同体的基本模式 　　天津农村合作银行早期建成的信用共同体，根据采取的机制不同，可划分为“箱”式和“伞”式两种典型模式。 　　“箱”式信用共同体。将具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商城、批发市场、物流中心等相对紧密的联合体视同一个封闭的“箱”。农村合作银行和这个“箱”的管理机构(如物流中心管理委员会)及“箱”内商户共同组成“信用商户”评审小组，根据商户的资产能力和行业声誉评定信用等级并给予相应的授信额度。三方的责权利分别是：农村合作银行负责商户信用等级的评定，并按授信额度向商户发放信用贷款，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