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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可实施性与权利安排 　　[摘要] 权利安排的重要性来自契约的不完全性。契约的不完全性具有客观性，但契约的完全程度依然重要。契约的完全程度与契约的可实施性高度正相关，而有效的权利安排可以提高契约的完全程度。基于国家强制的第三方实施机制和基于声誉约束的自我实施机制作为两种主要的契约实施机制，其有效性直接决定了契约的履约动机和交易行为。国家强制应该被看作是对声誉约束的有效补充。 　　[关键词] 不完全契约契约实施机制权利安排 　　 　　一、不完全契约的内涵 　　人们的经济活动从根本上说，都是借助契约进行协调和激励的。契约可以分为两类，即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以Williamson 和Hart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由于某种程度的有限理性或者交易费用，使得现实中的契约是不完全的(incomplete)。导致契约不完全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三类：一是不可预见性，即当事人由于某种程度的有限理性，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或然状态；二是不可缔约性，即使当事人可以预见到或然状态，以一种双方没有争议的语言写入契约也很困难或者成本太高；三是不可证实性，即关于契约的重要信息对双方是可观察的，但不能被第三方(如法庭)所证实。 　　完全契约与不完全契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在事前规定了各种或然状态下当事人的权利和责任，因此问题的重心就是事后的监督问题；后者不能规定各种或然状态下的权责，而主张在自然状态实现后通过再谈判( renegotiation) 来解决，因此重心就在于对事前的权利(包括再谈判权利)进行机制设计或制度安排。不完全契约会导致什么结果呢？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所以事前的专用性投资无法写入契约。一旦自然状态实现，在这种具有双边锁定特征的再谈判过程中，投资方就面临被对方“敲竹杠”(hold up) 或攫取“可占用性准租金”的风险，即投资者投资的边际收益中有一部分被对方分享了。预期到这种敲竹杠行为，投资者在事前就会做出无效率的专用性投资，导致事前的最优契约失效。 　　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契约都是不完全的。但是事实上，现实中人们并没有因为契约必然是不完全的这一事实而放弃签订尽可能完善的??约的努力，因为人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契约的不完全性本身，而是契约的完全程度。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可行的完全性”(feasible completeness)概念，并将之定义为“如果一个契约对于交易及其实现手段进行了更精确的定义，那么该契约就比其他契约更少一些不完全性”，并且“那种描述了如何在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情况下实现交易的契约就不但是一个完全的而且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契约”(Saussier，2000)。此外，Tiro1e在与Had等人的长期辩论中也认识到“完全契约并不是意味着未来行动的过程都被规定在初始契约中……签订完全契约仅仅指当事人在给定的且有限的关于他们未来偏好的知识和行动可能性集合的条件下所签订的最佳契约”(Tiro1e，2001)。可见，“最佳完全契约”不仅意味着当事人能够追求一个可以实现的最佳契约完全性水平，而且更加强调研究那些影响契约完全程度的因素。因此，我们不可能在初始契约中就事先规定未来每一件或然事件及其相应的行动方案，所以我们不可能在绝对意义上放弃控制权或权威；但是我们却有可能事先对各个当事人的权力范围和实施权力的条件，甚至包括再谈判的规则都做出规定，那么这种契约是否可以认为是一个完全契约呢？与抽象地谈契约不完全性相比，我们相信对最佳完全契约的研究就显得更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不完全契约导致了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必然使得各方产生再谈判的动力，所以事先约定的承诺从动态博弈的角度来看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既然事先约定的承诺具有内生的不稳定性，那么不完全契约的有效实施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代契约理论特别关注契约的不完全性及其经济影响，但却没有对契约的履行机制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为了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低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不受机会主义所侵害，就必须寻求最优的契约安排和建立有效的契约关系的治理机制。 　　二、契约的权利安排 　　在契约理论的分析中，即使契约的不完全性具有客观性，契约的完全程度依然重要。契约的完全程度与契约的可实施性高度正相关。因为契约的内容限定了契约各方的理性选择空间，是契约各方权利与义务的约束与激励根据，这正是契约各方在事前(ex anti) 总是力求契约完善的理由。针对契约的实施来说，对于一个自我实施的契约，契约内容就是契约各方行动的参照系；借助第三方强制实施机制的契约，法律对违约责任的界定、裁决也有赖于契约本身。但是，契约的不完全性说明契约总存在一些“未明”事宜，对契约的研究是产权研究的核心，为了减少或避免契约中这些“未明”事宜，力求达到最佳完全契约，契约的权利安排就非常重要。 　　1.契约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