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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衍生品卖家游戏 　　编者按 　　次贷危机肆虐下，中资企业衍生品业务一片狼藉。中国中铁、中国铁建、深南电、中信泰富、中国平安、上海实业。香港本地富豪旗下的上市公司也几乎被“一网打尽”，李嘉诚的和记黄埔、郭氏家族的新鸿基地产、李兆基的恒基地产、郑裕彤的新世界以及李泽楷的电讯盈科均皆榜上有名。这些“倒下的头牌”均折戟于“复杂衍生品”。 　　 　　复杂衍生产品市场崩溃造成的混乱只是我们看到的表象，“背后的霸权”才是这场“金融海啸”的始作俑者。 在“黄金二十年”中，具有单一化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即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或资源向发达国家单一化流动令金融垄断资本业已完成了掌控“货币、石油、粮食”三大霸权的战略目标。货币霸权的实现主要是通过美英掌控全球流动性创造、控制石油美元的循环渠道、控制全球主要资本品的创造与交易制度、控制主要汇率的变动方??来实现的。 　　而此番危机中，复杂金融衍生品市场之所以积累了如此庞大的风险是由于资本市场取代了商业银行的市场融资功能，但却没有受到商业银行一样的严格监管。金融创新出来的各类复杂的衍生产品，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风险转嫁机制，是金融垄断资本对内掠夺国内财富、对外掠夺他国财富的一种创新手段。这一次的次贷危机就是这一机理的必然产物。衍生品市场去杠杆化运动，导致美国本土市场的财富塌缩以及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经济冲击。 　　 　　衍生品“食物链”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华尔街，雷曼兄弟、摩根士丹利等国际投行设计了大量复杂的结构性衍生产品而获利不菲，摩根士丹利被业内称为“华尔街明火执仗的“抢劫犯”，而购买了此类产品的客户则被称为任人射击的“泥鸽靶”。这一形象的比喻对衍生品江湖中的各路角色做了栩栩如生的诠释，也将复杂的结构性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食物链条上，国际投行、商业银行或私人银行以及买家――持有巨额财富的企业和富豪的博弈关系做了最为精准的定位：国际投行扮演着设计发行人的角色，商业银行或私人银行则是衍生品的销售渠道。在Accumulator（累计期权）这类复杂的结构性金融衍生产品上，??钱最多的是发行商，即那些大牌的国际投行，其次是私人银行或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部门。在这些形象高大、不可一世的“抢劫犯”面前，作为购买者的中资企业和个人富豪们，其实没什么选择，他们要么选择高盛的Accumulator，要么选择雷曼的迷你债券，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整个衍生品市场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平衡完全倾斜，中资企业和个人富豪成了外资银行“剪羊毛”机器上的待宰羔羊。 　　现在中资企业在复杂金融衍生产品上的遭遇与当年中航油（新加坡）事件如出一辙――都是在投行的蛊惑之下，买入了自己并不了解的、有着复杂数学定价模型的场外衍生产品，最终出现巨额亏损。 　　事实上，金融衍生品越复杂，国际机构的金融专业知识与定价能力优势就越大，而产品设计方之间的竞争也就越少，因而设计者及销售者的潜在利润就会越高。对国际投行来讲，他们当然愿意向资产者大力推销自己拥有明显优势并能赚取巨额利润的复杂衍生品，而不是费力地推销竞争激烈、利润偏低的简单衍生品，于是复杂金融衍生品市场隐含的道德风险就越来越大，国际投行挖空心思拼命地抢劫每一个可能的复杂衍生品购买者，导致买方被转嫁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 　　而一般企业买入??融衍生品进行投机，往往要承受敞口风险，仓位随市场价格波动而承担风险。但专业金融机构在兜售金融衍生品后，会马上到衍生品所挂钩的基础市场上做一个反向对冲，例如中信泰富的衍生产品对家就会在澳元与美元间市场上建仓对冲，而对冲仓位数量则按照其研发出来的复杂数学模型而计算出来，而且随着市场价格波动或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动。在这样一套对冲流程的支持下，衍生产品的销售者就会锁定高价销售衍生产品所带来的利润（衍生产品价格减去对冲衍生产品成本），而不承担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更有甚者，有时候国际投行自身拥有相应的风险需要脱钩，就通过销售这类复杂衍生产品而转嫁给客户，从而分散了自身的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衍生品交易是具有极大知识含量的特殊交易。特别是在复杂衍生产品交易中，国际投行间竞争稀少，与客户的知识活信息不对称程度很大。某投行高级负责人曾坦言，向中国客户推销这些类似累计期权的复杂金融衍生产品，他们就像金融界的恐怖分子一样，把复杂衍生产品这个定时炸弹推销给客户，拿到合约之后，自己则逃之夭夭，而炸弹什么时候会被引爆，投行家不知道，当然也不关心，因为他们早已收获了巨额的利润。 　　 　　“泥鸽靶”自保策略 　　 　　就国内衍生品的情况来看，如果说期货是 “儿子辈”衍生产品，那么期权就是“”爸爸辈’的衍生产品”。比期权更复杂的，例如结构性的复式期权产品，则属于‘爷爷辈’的衍生产品了，它要写上上万行的计算机程序才能够定价。像中航油（新加坡）亏损的主要仓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