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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税收制度文化诱因 　　摘 要：清朝初中期税收制度的得当运用，以及其中的税收思想、税收心理等文化因素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促使种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经济社会逐渐复苏和发展，对满清政权迅速崛起与稳固，社会相对繁荣而形成康乾盛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代中国应借鉴康乾盛世税收制度文化的经验，改进和完善适应新时期发展的税收制度，在全社会培养和形成依法纳税与主动护税协税的良好税收氛围，促进国家政权稳固和民生改善。 　　关键词： 康乾盛世；税收制度文化；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2)02-0076-04 　　 税收制度文化是指税收制度方面形成的行为成果和意识形态。其往往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综观清代康乾盛世的形成过程即可见一斑。对于税收在康乾盛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少专家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邓亦兵(2003)［1］、郭松义(1982)、戴辉(2007）［2］对清前期税收制度与具体实行情况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李华(1979）、彭雨新(1979）对清初的赋税册籍制度进行了梳理，分析了顺治、康熙、雍正期间的赋役制度改革措施与作用;日本专家川胜守(1980）对清代赋役制度的确立与政权统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王成伯(1995）对清代的赋税思想和税收政策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不同时代赋税思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陈光焱(2002)［3］，阐述了清代康乾盛世同税制改革密切相关，认为税制改革成功进行是盛世出现的重要条件,而税制改革顺利进行离不开当时有利的历史背景,两者互为条件，密不可分。以上研究让人们对税收在清代前期社会发展和康乾盛世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探讨税收制度文化对康乾盛世形成的影响，则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涉及。康乾盛世不仅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段重要历史，而且还蕴藏着很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那段时期包括税收制度文化在内的文化状况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有益启示，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究。 　　一、清代初中期税收制度文化的突出作用 　　 明朝末年，地处辽东一隅的少数民族满族异军突起，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从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部族（即使在顺治元年（1644年）攻进北京时满族人丁也只有20万人左右），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神话般地基本征服和统一了有几千万汉人与其他人种的中国，建立并迅速巩固了强大的清王朝。在人数、地域、文化、经济等各方面都处于劣势的满清，顺应时势，在政治、军事、法律、意识形态、经济发展与财政税收等各方面都采取了有利于其政权统治的政策和措施，从而迅速战胜各方势力，在战乱破败的旧山河上确立和强化了清王朝的统治地位，使种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经济社会逐渐复苏和发展，并走向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康乾盛世。这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当中，税收制度的得当运用，以及其中的税收思想、税收心理等文化因素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对满清政权迅速崛起和稳固，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满清政权主要在以下方面充分运用税收制度文化这个利器： 　　 （一）取消三饷等加派收买人心。 　　 与明朝末年矿监税使四处抢掠剔脂刮髓、三饷加派驱民起义的苛政相比，满清政权更懂得如何收服人心。清军打进关内后不久即迁都北京，摄政王多尔衮于迁都之前就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宣布取消明末各项加派。旨曰： “……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这一令旨无疑给惨遭明王朝蹂躏的百姓传递了结束苛政、清明吏治、体贴民间疾苦的善意。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皇帝福临在开国大典登基诏书中重申：“地亩钱粮俱照前朝（即明万历朝）《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①此后，满清顺治一朝又以皇帝的名义屡下有关废除明末加派的谕旨，前后多达十余次。这既反映出废除明末加派在具体实施当中的相当难度，更体现了清初统治者欲通过贯彻轻徭薄赋治税思想和政策，以达到维持社会稳定、百姓休生养息和政权稳固的目的。 　　 虽然蠲免三饷加派等的诏书在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实行，不少地方为多筹钱粮仍按明末赋役征银的办法征收，但总的来说老百姓的负担有所减轻，对缓解民众对满清政权的抵触情绪，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较明显的作用。而且，通过实施减轻税收负担的多项措施，将满清政权的赋税思想和执政理念潜移默化地灌输到老百姓的头脑当中，有利于培养民众顺从与合作的税收心理，形成较好的依法纳税意识。 　　 （二）改进税收管理以保证满清政权财力需求 　　 清初统治者意识到，要稳定政权，光靠军事镇压和横征暴敛不能长久，必须整顿和改革赋役体制，建立一套适用的赋税制度以确保统治的财力需要。因此采取了以下税收管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