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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刑事责任问题研究 　　2010年1月8日，重庆江北区人民法院以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6个月。2月9日，重庆一中院宣判撤销该判决的量刑部分，以上诉人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此，李庄案尘埃落定。本案的判决引发了实务界、理论界对于刑事程序和实体、律师执业环境乃至整个司法环境的无尽思考。当前，多数的议论还是从程序的合理性和应然性的角度出发来论证的，从实体刑法角度对于律师刑事责任问题的研究比较少。其实，如何理解律师刑事责任不仅对于李庄案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司法的规范化和刑法基本理论的细致化都有着深刻价值。 　　一、律师刑事责任概述 　　律师的刑事责任，是指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因触犯刑事法律规范而应承担之责任。刑事责任是律师承担的责任中最为严重的一种，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律师的刑事责任的归责都采用普通规范而非特殊规范的形式。 　　我国是个例外，《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专门针对律师职业犯罪的特殊条款，这在其他国家的立法例中极为少见。其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成为追究律师刑事责任的重中之重，大部分涉及律师的被抓捕和追究刑责都与该条的援用有关。 　　从刑法的立法体系看，分则的350个条文还没有对某一职业有如此明确的涉嫌犯罪的针对性规定；特别是第307条“妨害作证罪”，已单独规定了对一般主体的类似行为的处罚，在立法目的上进行如此之设计，即将律师作为特殊主体来处罚，立法者似乎存在明显的偏见和误解。“伪证罪”、“包庇罪”之条款与306条也有冲突、重叠之处，容易导致律师“一种行为多种罪名”。 　　从306条的罪状叙述看，客观上涵盖性也过于宽泛。将此罪名分解后会发现，其实际上规定了三个子罪名：毁灭证据罪、伪造证据罪和妨害证据罪。作为客观方面的行为又可分为四个方面：其一，毁灭、伪造证据；其二，帮助???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其三，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其四，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不难看出，该条所描述的行为几乎囊括了刑诉过程中的每一环节与任一阶段的各个细节。 　　再从立法的措辞上看，该条规定的所谓律师“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其中“引诱”、“帮助”等词难以清楚界定。检察机关对于律师向法庭出示的与原证据不一致的证据材料，往往以强制力向证人复核证据，导致证人把伪证罪推给律师；甚至有把律师工作上的错误或失误或违纪行为认定为犯罪。律师伪证罪使得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入罪。所以，刑法第306条被业内人士看作是“恶法之治”。 　　结合李庄案可以发现，该罪名的认定几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模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认罪――律师介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律师妨害作证(或伪造证据)。其他的刑事责任之罪名，如妨害作证罪、包庇罪、诈骗罪、诬告陷害罪、泄露国家秘密罪等刑法罪名往往轻易地落到律师头上。尤其当律师本身合法执业时，司法机关出于职业报复进行的刑事追诉，使律师执业权益被肆意侵害的窘境暴露无遗，这无疑凸显了一个国家司法、法治的严重困境与问题。 　　二、律师刑事责任的国外立法例 　　律师刑事责任的本质应是律师对其代理责任的违反。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有节制的理性治理逐渐开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律师逐渐由国家的司法人员转变为自由职业者，律师职业的公职性逐渐为律师职业的社会性甚至商品性所取代。律师与诉讼当事人之间是代理和被代理的关系，律师主要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必须忠实于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因此，律师刑事责任的确定应限制在律师对当事人强制性义务的严重违反上。 　　所以，各国关于律师作为特殊主体的犯罪主要为严重的不当代理、出卖委托人利益的行为以及泄露执业过程中知悉的当事人秘密的行为。如《德国刑法典》第356条规定，对于“律师或其他诉讼代理人，在同一案件中违反义务，同时为双方当事人提供建议或者服务”及“律师或其他诉讼代理人与对方当事人合谋，意图不利于自己当事人的”行为，应被判处剥夺一定期限的自由刑。《日本刑法典》中只规定了律师及其他诉讼代理人泄露执业秘密的刑事责任。如第134条：“医师、药剂师、医药品贩卖业者、律师、辩护人、公证人或者曾经从事此类职业的人，无正当理由，泄露由于处理业务而知悉的他人秘密的，处三个月以下惩役或者十万元以下罚金。”《意大利刑法》中所规定的也都是一些严重违背律师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具备的重要操守的行为。 　　并且，许多国家对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都有明确规定，即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所享有的、其提交的证据以及在法庭上的辩护发言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