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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独立董事冷思考 　　独立董事制度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随后在英国和法国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我国从1997年开始引入独立董事制度，1997年12月，证监会在《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以选择性条款的形式首次引入独立董事，“公司根据需要可以设立独立董事”。2001年以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意见，希望通过独立董事制度的确立来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1年8月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在董事会中加入与公司没有利害关系的独立董事，寄望独立董事能从客观、公正的立场监督上市公司经营者的业务有效执行。 　　在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存在严重问题，从不服处罚的郑百文独立董事状告证监会，到乐山电力独立董事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做专项审计，再到伊利股份独董风波，自从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推广以来，有关独立董事的负面风波不断。与此同时，从伊利股份和乐山电力，到被严义明作为抨击目标的科龙电器，人们无奈地看到，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竟然是依靠个人的“良知”，而非有效的制度安排来保障的。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独立董事制度进行深入的反思。 　　一、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实施的缺陷 　　就与公司经营者无重大利害关系，而能进行客观、公正的独立监督的设想来说，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其出发点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及文化背景，而以强制的方式要求在各上市公司中设立独立董事制度，那么要保证其制度有效的实行就值得怀疑了。笔者认为，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现阶段实施中存在以下的几点缺陷： 　　1.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不强 　　成熟市场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独董制度，在中国特色的证券市场却遭遇“水土不服”。这使得过去的5年中，关于“花瓶”的指责一直纠缠着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们。 这种指责并非空穴来风。《上海证券报》2004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三分之一的独董在董事会表决时从不说“ＮＯ”，35%的独董从未发表过与上市公司大股东或高管有分歧的独立意见。 “不独立”已经成为独立董事的最大危机。而导致这一危机的，恰恰是包括提名选聘、薪酬在内的制度设计缺陷。 　　2.独立董事的积极性不高，独立董事制度流于形式 　　独立董事的勤勉尽责，是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有效发挥的必要条件。尽管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独立董事不得连续三次缺席公司董事会，同时必须对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发表专门意见，但是由于《指导意见》中未规定独立董事未参会时是否需授权独立董事代为表决，独立董事是否必须对上市公司的定期报告进行审议、发表专门意见，独立董事和公司违反《指导意见》时如何处罚，导致不少公司独立董事经常缺席董事会，将表决权随意交由非独立董事尤其是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行使。公司出了问题，受到立案查处时，独立董事既没有出席相关会议，又没有在相关记录上签名，正好可以免予行政处罚。加上相关民事责任追究机制尚未健全，民事责任也无法追究。挂一个独立董事的头衔，不用做任何事情，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就能领取几万元钱津贴。像这样一种不仅不利于调动独立董事工作积极性，反而抑制独立董事工作积极性发挥的制度安排，只会使独立董事制度流于形式。 　　3.独立董事职责不明 　　 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独立董事在以下六个方面享有权利:(1)重大关联交易提前认可（重大关联交易指上市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300万元和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5％的关联交易）;(2)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3)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4)提议召开董事会;(5)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6)公开征集投票权。 　　可以看出，证监会在《指导意见》中只授予了独立董事一些特别职权，并没有明确独立董事的具体职责。即使在这些独立董事享有的权利中，除关联交易外，其他五项职责多没有明确在什么情况下行使、如何行使；而对财务虚假、决策失误等事项独立董事应承担的责任则根本没有规定。因此导致独立董事除了对关联交易的公平性提出意见外，其余的工作大多属公司顾问该做的事，不能从根本上起到约束大股东权力的作用。 　　4.对独立董事的指导督促不力 　　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是我国对二元制公司治理模式的创新。从理论上来讲，这种创新有利于弥补监事会事后监督的不足。但在实践中，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并不像期初所期望的那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证券监管部门在推出独立董事制度以后，忽视了对独立董事的行政指导与监督，过于相信和依赖独立董事监督职能的自觉发挥，对独立董事的约束多在道德层面上。认为独立董事多是有学问、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他们非常顾及自己的名誉，不会不顾原则和立场乱表态。对此，道德对独立董事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这毕竟是软约束，作用有限。当独立董事所得到的利益高于道德损失时，他很有可能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