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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项目监管中投资期权激励机制构建 　　摘 要:本文在借鉴现有文献成果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投资期权的契约模型,分析了政府投资期权执行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得到了激励项目代理企业实施高水平努力的最优契约,为政府加强新增投资项目的资金监管提供指导。通过数值模拟发现,若代理企业为上市公司,则基于最优激励契约的代理企业的股票价值波动将传递投资期权执行阈值的信号,从而可以建立一个标的证券是代理企业股票的激励薪酬期权机制,且该激励薪酬期权具有单期二叉树模型的特征,具有较强的可实施性。 　　关键词:投资期权;投资项目监管;激励机制;激励薪酬期权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11-0069-06 　　 　　一、 引 言 　　 　　在当前金融危机蔓延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用于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期望以投资拉动经济的全面复苏。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初 “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特别强调,对于项目的选取和资金的使用要加强监督和管理的力度。我国政府为了保证新增中央投资项目尽快启动、落实和顺利实施,已经成立了由中纪委监察部牵头,发改委、财政部、审计署为成员单位的中央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政策落实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同时组建24个检查组分赴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由此可见中央对政府新增投资项目检查和监督的决心和力度。 　　我国目前的政府投资项目的组织实施方式是代建制模式,政府应该从资金、计划、市场三个方面共同构建投资项目监管体系其中,资金监管从财政资金预算和资金使用效率角度建立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监督约束机制;计划监督从我国发展委员会角度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决策、设计等阶段进行监督;市场监管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角度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市场监督机制(尹贻林,严玲,2003)[1]。在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监管方面,我国仍然主要采取基于财务指标的审计和预算制度。然而,现代投资期权理论认为,投资项目的价值还蕴含了大量的投资期权价值,传统的财务指标由于建立在净现值方法的基础上无法准确地衡量投资项目的价值[2]。相应地,代理企业或项目经理由于掌握了政府投资项目中蕴含的有关投资期权的信息,可以通过隐藏行动或隐藏项目质量信息来为自己牟利,从而产生投资期权执行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在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政府拥有投资期权的所有权,并委托代理企业来执行投资期权。企业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问题将会导致投资期权执行效率的扭曲和政府期权价值的损耗。一方面,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使政府拥有了一定的期权等待价值,政府希望企业在最优执行阈值处进行投资,以最大化投资项目的实物期权价值。另一方面,等待价值又会受到企业隐藏行动的影响和制约,因为企业的努力水平能够通过影响项目质量参数来导致投资成本的变动,从而决定不同的期权阈值,具体如图1所示。因此,在投资期权执行中,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矛盾,这使得政府要对其所拥有的投资项目实施有效的监管,必须订立一个最优的投资期权激励契约,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来激励代理企业付出高水平努力。 　　 　　相关文献研究了针对投资期权执行中的委托―代理矛盾的激励契约。Bjerksund,P. G.Stensland[3]假设委托人将项目的投资决策交由代理人来实施,代理人拥有关于投资成本的私人信息,并在此基础上针对自然资源开发项目中的隐藏信息行为建立了动态契约进行控制;Maeland J.[4]在投资成本为不对称信息的假设下,研究了最优投资时机和激励契约的决定问题;黄小原、庄新田[5]在投资项目价值作为非对称信息的假设下,针对经理隐藏信息的行为建立了契约模型,分析了投资期权的最优执行时机;周嘉南、黄登仕[6]研究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蕴含扩张期权的项目投资决策与经理激励问题;梁铄、倪得兵、唐小我[7]在二维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研究了针对投资期权执行的逆向选择问题,并在数值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两种不对称信息的相关性对最优激励契约的影响。 　　上述文献主要集中于投资期权执行中的逆向选择问题,Grenadier Neng Wang[8]对投资期权的道德风险契约进行了较早的研究,在项目质量为不对称信息的假设下,分析了在投资期权执行中存在逆向选择之前的道德风险问题时的最优投资决策。并得到了激励经理真实披露质量信息和付出高水平努力的最优契约。该最优激励契约在三种区域中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它们分别是逆向选择主导区域、道德风险主导区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联合主导区域。该文献提供的契约分析方法成为相关问题研究的基础方法。? 本文将借鉴Grenadier Neng Wang的契约模型,构建一个针对投资期权执行的道德风险问题的委托―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