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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和善治祖师――孔子 　　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上，孔子的思想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关于孔子与儒学的研究，以汗牛充栋形容也毫不为过，然而，从管理学角度看，依然有进一步发掘的必要。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对后世的国家治理和社会观念都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作为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实践奠定了中国古代的知识形成、转化和传承的基本路径。大概孔子自己也没有料到，他在后来会变成“大成至圣先师”，头顶有了“圣人”的光环，当然，更不会料到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以及后来火力更猛的“批林批孔”。撇开孔子身后的荣辱，剥离后代对孔子的圣化、神化和鬼化，还原历史上的孔子，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占据着无法替代的地位。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核心，他通过以仁释礼，赋予周礼体系新的价值观内核，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点。孔子所说的仁，是伦理性的内生情感，由内向外扩展，形成了内圣外王的治理路线。在古代社会，“仁”定位社会管理的目标，决定社会管理的方法，以道德铺垫社会管理的基础，以分工制约形成社会的治理结构，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和转型的重任。孔子的“仁” 　　孔子在生前，并不像死后那么得意。他的祖上虽然出身于宋国贵族，但避难于鲁，家道衰落。孔子幼年丧父，给人打工，记账放牛都干过。大约三十岁左右开始讲学，五十多岁时在鲁国当了几年官(中都宰和司空)，他看不惯当时的官场，官场也有点看不惯他。孔子一心向往的是恢复周礼，而当时的诸侯国已经“礼崩乐坏”，鲁国已经多年由季氏执政，公室只是挂个空名。于是孔子辞职不干，带着弟子周游列国，然而，连恪守周礼的鲁国都接纳不了他的思想，其他国家就更不值得一提。周游列国不仅有生活上的窘迫，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拒斥。看在孔子的声望上，有的国家招待还算周到，但也有的傲慢不带搭理；至于孑L子的治国学说，似乎当时的统治者都不愿意采纳。晚年的孔子，实际上死了从政的念头，全力整理《诗经》、《尚书》、《春秋》等文献，述而不作，并未留下什么个人专著。他的弟子把孔子的言论辑录成篇，成为后来的《论语》。后人讨论孔子的思想，基本以《论语》为依据，参照《史记-孔子世家》和《孔子家语》等文献。 　　说起来，孔子在当时，就是一个关心时事的旧式知识分子，很不得意，诸侯国的领导们几乎没有人把他提出的治国方略当回事，使孔子碰了不少软钉子。即便赞扬孔子的，也同孔子想的不大一样。比如，齐景公问政，孔子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高兴了，应道：“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显然，孔子强调的是君主要像个君主，大臣要像个大臣，表面上说的是组织定位，实质上阐明的是行为规范。在孔子的眼里，如果君主不像尧舜禹汤而像夏桀殷纣，大臣不像伊尹傅说而像费仲恶来，那就失去了统治的正当性。然而，齐景公对“君君臣臣”的理解却是等级秩序可以保证自己的享受，否则就吃不上饭，丝毫看不出齐景公对君主需要以德服人、以身作则的感悟。这种理解恐怕只能让孔子更为失望。多次碰壁的经历，使孔子有时也发一点小牢骚，“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还有一次，他甚至试着走夫人路线，见了卫灵公宠爱的南子，因为这位风骚夫人的名声不太好，还引起了弟子子路的不满。所以，当有人以“丧家狗”形容他时，他竟欣然笑道：“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北大学者李零把“丧家狗”解释为“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理想追寻者，是坚守自己信念的堂吉诃德，倒有几分贴近。但是，这种带点调侃的严肃，又引发了儒学粉丝的不满和抗议。看来，直到今天，评价孔子依然是个难题。 　　由于《论语》是一种语录式记载，孔子的思想必须由后人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梳理其中的脉络，根据碎片化的只言片语还原出思想概貌，所以后代关于孔子思想的争论相当多。但是，不管如何争论，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可的，就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是“仁”。在《论语》中，出现最多的字就是“仁”，按照杨伯峻先生的统计，一部《论语》，讲“礼”的地方是75次，还包括“礼乐”并提的，而讲“仁”的地方达109次。相比而言，《左传》讲“礼”的地方达462次，而讲“仁”的不过33次。孔子对“仁”的解释也最多，尤其是以仁释礼，成为孔子思想的一个主线。在孔子的言论中，即便没有提到“仁”字的地方，往往也说的是“仁”的内涵和外延(如关于“忠恕”的言论)。可以说，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仁”。 　　《论语》中关于“仁”的解释，最主要的有以下内容：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