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诗学传统中诗禅互喻的异质相融属性[权威资料].doc

论汉语诗学传统中诗禅互喻的异质相融属性 　　摘要： 诗与禅通，可谓汉语诗歌文化精神中一个极具魅力、奇妙绝伦的艺术元素。它形成于佛学东渐及中国禅学本土化的过程中。汉诗将佛教禅释的思想精神深度消化，把本质相异的文化因子转化为丰富自体的艺术手法和感知手段，使汉语诗学传统获得全新的演绎与革新。研究得知，这个过程是在一种异质同构的形式下渐进完成的。认清以禅喻诗的形成特点和根源，对于把握好汉诗的思想艺术和文学风格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汉语诗学传统 诗禅互喻 异质相融 　　汉语诗歌文化以博大的文化内涵，丰富的艺术元素，多样的文化内涵，以及旺盛的内在兼容机制与活力本质，构建出一个成熟的文艺集合体。综合所有融汇的文艺因子，不难发现汉诗文传统，尤其到成熟发展的阶段之后，呈现出浓厚的宗教缘结，具体来说就是儒、释、道三教的文化因素注入诗歌文化中。其中，最为特别的就是佛教中国化之后诞生的禅宗文化与汉语诗歌文化产生互融姻合的独特现象。禅学与诗学，禅思与诗意，禅性与诗心，禅语与诗话，多位交融、沟通化合，形成中国诗歌文化传统中一种奇妙的存在形式：“学诗深似学参禅，妙处难于口舌传”，［1］1518习惯称为“以禅喻诗”或“以禅入诗”。至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孕育出了一个重要的学说――诗禅论。 　　一、诗禅论源考 　　“禅”字源自汉语，早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就已出现，本义指古代帝王辟基祭地，以及因此引申出的王位传让，事物更替换代之义。《庄子?寓言》记有：“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式相禅。”“禅”即谓授予和传递变化。禅与佛教禅宗联结在一起，是在魏晋六朝时代，这时的禅成为一个佛教名词，是梵文“禅那”（Dhyana）的略称，意译则为静虑。关于禅的解说可追溯到释慧皎的《高僧传》卷十一：“禅也者，妙万物而为言，故能无法不缘，无境不察。然缘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犹渊池息浪，则彻见鱼石；心水既澄，则凝照无隐。”［2］其谓之禅，揭示禅的本质为“妙万物”，即对宇宙万物的认知和解悟；禅的实践方法为“缘法察境”、“唯寂乃明”，用平息的澄心彻见物本。到了唐代，禅才开始以妙境参悟之奇法与诗相连，出现“诗禅”并称的文化传统。据统计，《全唐诗》里“禅”字出现1219次，录诗僧凡115人，僧诗凡2800首。诗僧可说是诗禅合辄的文化侧影。准确地说，诗僧约起于东晋。大批杰出的佛教僧徒融合内外道学，以禅喻诗，以诗示道，以诗颂古。对于这种诗禅交合的文化现象，晚唐时期著名诗僧齐己曾明确表述二者的相通之理：“诗心何以传？所证自同禅。”（《寄郑谷朗中》）有学者指出，在中晚唐之前，僧侣固然也作诗，但大多把作诗看作是明佛证禅的手段，并不把诗歌看成艺术，而比较起来，中晚唐诗僧往往有着迷恋艺术的创作动机。这个看法很值得肯定，正是在以皎然、贯休、齐己等为代表的禅门诗杰的推动下，诗歌创作成为当时文学僧徒的一种高度的艺术自觉。 　　如果说诗禅交通融汇在前期盛兴阶段，即佛教流行的唐代，更多的是僧人这个主体胸怀着证释禅学的实用目的在践行着以禅喻诗的学术理念，那么宋代以后，诗人便成为了诗禅对话的最主要的推动力量。 　　诗禅论的真正确立始自北宋，大批优秀诗人与诗评家以诗话的形式热论诗学同禅学的关系，以禅喻诗成为热门话题。以苏轼、黄庭坚、魏泰、叶梦得、陈师道、徐府、韩驹、吴可、吕本中、曾几、赵蕃、陆游、姜夔、戴复古、刘克庄等为代表的诗人热衷于以禅思、禅境、禅趣而论诗思、诗境、诗趣。“学诗深似学参禅”一语，几乎成为宋人的口头禅。 　　吴可《藏海诗论》有云：“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范温《潜溪诗眼》也指出：“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将学诗比作参禅，强调诗歌的自然悟性与参禅的妙合为一，成为宋人的共识。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更是以禅喻诗、以禅论诗的“诗禅论”集大成之作，他在《诗辩》里指出：“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严羽将诗道与禅道的相通渠道归结于“妙悟”，认为惟有“妙悟”，诗歌创作才能符合“当行”与“本色”，即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性和诗歌艺术风格的“本然之色”。清代任昌运说：“诗与禅通。禅从悟入。拈花微笑，当下即证果。诗亦从悟入。”此谓原本沧浪之说。 　　对诗禅论最具廓清理源之功的，当数钱钟书于《谈艺录》中在严沧浪诗话基础上作的评价。钱氏认为《沧浪诗话》的所谓“别才”、“别趣”之说正是“以禅喻诗”。其“别才”是“宿世渐熏而今世顿见之解悟”，得之于先天；而“读书穷理以校其至”者，则因悟而修，以修承悟，取之于后天。在诗歌创作中“解悟”自不能舍弃勤思善学，而“证据”正自思学而来，更不能捐思废学。同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