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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与权力：从共同体到国家之路 ——如何认识传统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总纲 翟学伟 2012-12-30 15:17:48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11年1期第85～94页 　　【内容提要】 中国人之最重要的生活理想之一，就是实现个人从共同体向国家的跨越，即通过其紧密的社会网络来进入官僚体制。这种生活之路之前提，同中国社会结构设计上的“官”与“民”之间的鸿沟以及功名之路有因果关系。由于中国社会不鼓励个人奋斗，因此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人与地方的促成，进而跨越成功者也让家人和地方分享他的荣耀与资源，从而构成了一种共同体与国家相互交织的运行模式。其中，官本位与家本位是社会的双重现实与价值基础，个人名利及其分享成为社会网络建构的方式与运作的方向。而这些特征将会导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不同类型的社会交换，并产生出积极的关系策略。 　　【关 键 词】家本位/官本位/关系动力/同类与异类交换/余地策略　　【英文标题】“Guanxi”and Power: The Road of Community to State 　　—An Outline of How to UnderstandTraditional Chinese People and Society　　【作者简介】翟学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3。　　〔中图分类号〕C9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1-0085-10　　在漫长而曲折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些词语、成语、谚语及熟语会逐渐积淀下来，组成了中国人历史与现实的基本画卷，也构成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特征，甚至成为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指南。它们在一定意义上既是中国人政治、文化、教育与社会的核心价值，也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活理想。诸如官本位、家本位；家运、官运、时运，功名利禄以及由此而来的早生贵子、望子成龙、前程似锦、同舟共济、高官厚禄、光大门楣、落叶归根、荣归故里等；还有诸如“鲤鱼跳龙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朝中有人好做官”、“大树底下好乘凉”、“做事先学做人”、“做人要留有余地”、“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等。虽然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了非常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上述的价值和行为模式依然稳定而持久，成为我们认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将这些耳熟能详的表达归结在一起，其基础的内涵是什么呢？通过排比，我们可以看出，其背后所蕴藏的价值系统与行为模式，其实是“关系”和“权力”两大主题，并对应着共同体与国家之间的逻辑联系。本研究在此试图探讨这种逻辑连接如何形成，以期建立起一种可以整合中国社会结构与中国人行动之关系，即一种勾连宏观与微观的分析架构，以便于完整地看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行为模式等是如何协调运作的。　　一、研究视角与理论构成的方式　　共同体(community)常被社会学家用来指代传统社会，有时也被用来指代与国家对立的社会自组织。当它在中国被翻译成“社区”后，其含义略微发生了些变化，似乎更偏向人群的生活地域和聚居特点，而忽略了其中的共同感或心理认同等。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共同感与心理认同是从人际关系的紧密性与依附性中产生的。虽然后者的研究还有待挖掘，但社区一词还是包含了共同体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它的区域性基础，也就是说，尽管社区规模很难确定，似乎可大可小，但无论大小，它总带有类型学上的意义，表现出特定时空中的人们生活有自己的文化类型及其特征；二是既然社区是类型性的，因此它还可以同其他类型作纵向或横向的比较。这一点是德国社会学家藤尼斯(P.Tonnies)留给社会学的一个传统，其经典性在于，共同体的紧密性正是在同“社会”的比较中得到的。虽说“社会”一词在社会学意义上也关注于人的交往，但它更偏向于人们由交往方式而导致的社会地位、制度与结构上的差异。目前，大量经验研究越来越想表明，地位、制度与结构研究是宏观性的研究，且具有普世性。实际上，即使在宏观层面，社会还是有类型上的差异的，只是现代社会学理论似乎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唯有将这些要素看成相似的或普遍的，才可以为社会学的普世理论提供方便之门。其实，只要回到早期西方社会学家那里，比如藤尼斯详尽论述的Gesellschaft和Gemeinschaft[1]、涂尔干(E.Durkhem)划分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2]、帕森斯提出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3]等，我们就可以部分地看到社会类型的差异，更不用说近几十年来的跨文化研究者或本土学者所作的努力。　　从文化或本土的视角来看，我们固然承认，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同自己的传统已有很大的不同，但它再怎么变，也不会变成西方社会，更不要说西方社会本身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也有各自的文化类型。所以我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