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豁免制度.docVIP

一、反垄断法的发展 反垄断法的发展与变革:适用范围的不断调整在1890年之前，“反垄断法”仅存在于习惯法之中，但并不会受到法律的限制和禁止。二战之前，国际商业贸易中的实际情况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大多数国家容忍甚至鼓励卡特尔的存在，而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却禁止卡特尔。在美国国内，许多卡特尔成功的利用这种情况，通过境外设立公司来规避反垄断法，尽管美国后来发展出域外适用制度，但直到现在，这种规避反垄断法的情况仍然存在，世界各国对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规定和适用范围的不一致为这种行为创造了条件。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商业发展模式，由此，不同的国家也有着不同的反垄断法立法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反托拉斯法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反垄断法是19世纪末期大型公司迅猛发展在法律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化之一，“美国的立法者承认这些组织体的效率但是对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产生了恐惧于是希望通过反垄断法对其进行限制;进入20世纪后，立法者调整思路，开始认可大型公司的市场优势，仅仅针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规制，禁止竞争者之间的共谋和其他欺诈消费者和破坏竞争的商业行为。这样，如果公司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获得更有效率的发展，它并不会受到法律的限制。效率成为对公司合并等行为不适用反垄断法的重要理由之一，也成为获取反垄断法豁免的最有力的论据 二、特定国家立法中的反垄断法豁免制度 （一）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起源 现代竞争法发源地的美国，1890 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但这部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豁免规定。直至 1911 年，美国最高法院的“标准石油公司案”中，才出现了反垄断法豁免，此案确立了“合理原则”，即只有“不合理”的限制竞争行为才属于《谢尔曼法》第 1 条的禁止范围，而那些被认为合理的限制竞争将予以豁免。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合理原则”成为判断某一垄断行为能否豁免的准则。此后，1918 年颁布的《韦伯—波莫雷内出口法》中规定了对出口联合公司的豁免，1922 年的《凯普—伏尔斯蒂德法》对外贸和农业领域的限制竞争行为予以了豁免，以及其他例外法中都规定了各类豁免，涉及交通、能源、农业、银行、保险等。可见美国的反垄断法豁免大多是规定在例外法中，反垄断法自身很少做出直接规定。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于 20 世纪 40-50 年代分别制定了反垄断法。日本 1947 年颁布的《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是在美国对日民主化政策的直接控制下制定的。然而，当时日本的首要任务是通过物资和物价的统制来完成经济复兴，这部法律超越了日本的社会现实，显得过于理想化。因此，之后的时间里，该法被多次修改，1953 年加入了卡特尔政策，用以保护和培育国内产业。在日本战后经济复兴阶段，豁免制度逐渐扩张，涉及众多产业部门，形成了极其庞大复杂的豁免体系。德国 1957 年制定的《反限制竞争法》包含了德国反垄断法豁免的大部分内容，之后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及政治环境的变化，对豁免内容又作了多次修改。欧盟竞争法的豁免制度有些不同，它是先由《罗马条约》第 85 条第 3 项规定了豁免制度的基本原则，然后欧盟委员会通过制定条例，列出各种豁免的类型或者通过对具体行为进行认定来决定是否给予豁免。欧盟条例所涉及的豁免主要存在于农业、铁路、公路、内陆水运、航空、保险等部门，其类型主要是独家销售协议、独家购买协议、专业化协议、研究和开发协议、特许协议等。美、日、德防止垄断，促进竞争的经验及反垄断法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国家反垄断立法。20 世纪 60-70 年代，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爱尔兰、丹麦、瑞典、法国等许多国家相继颁布了反垄断法。发展中国家起步较慢，最早颁布反垄断法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 （二）国外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发展状况 20 世纪 40-60 年代的美国，受危机惯性和凯恩斯主义影响，在反垄断法上采纳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理论，禁止那些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企业结合，形成了根据市场份额推定违法的原则；但 70 年代以后，作为竞争对手的西欧和日本，经济实力不断上升，迫使美国审查反托拉斯政策是否损害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80 年代，芝加哥学派成为美国企业结合控制政策的重要依据，市场集中度和市场份额只是分析合并对竞争的影响时考虑的因素之一，大多数的结合因为或多或少具有经济效益而不被禁止；不仅如此，对一些本来不应准许的结合，如果能合理预见其将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的效益，也得以豁免。 美国反垄断法的发展经历了从对垄断状态的禁止到对垄断力量滥用禁止的过程，即垄断控制制度从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转变，相对应的，反垄断法豁免的规定也受此影响。例如原本属于部门豁免的电子通讯行业、卫生领域甚至国防领域，都要根据企业的市场行为来决定是否受到豁免，而不是简单地对该部门进